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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队伍打仗回来，看见那个大娘已经歪在土包上，饿死了。小兵抱起她来，有的人听他哭声中有〃娘娘〃的呻吟。
对，是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以它命名了全书《紫槐》。
没错，是贺叔叔的身世。
一篇写得好极了的小说。我得承认，我爸爸永远写不出如此不露声色的残酷；那美丽，古老而含蓄。
现在来看一看全然不同的一种背景。我爸爸生在上海租界，曾有个留洋回国的父亲。有个芝兰性格却很少相夫教子的母亲。父亲是不笑的，从两个圆圆的厚镜片后面嫌恶地看着世界。他留给我们子孙所有的相片都是不笑的，仅是两侧鼻翼向外掀起而形成笑的影子。那神色让你觉得你实在够他忍受的；他所以能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天天活下去是因为他对你的忍受。他在回国的第八年死去了，这样一个人你都不必去问他的死因。所有功能都支架在一个忍受上，放弃了忍受，一切就都放弃。他死得清秀俊逸，远比他活的时候可亲。
他的遗孀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寡妇，美丽、冷漠，一向很懂得和寂寞打交道而把空空荡荡变作一种饱满。她和一个女佣把唯一的儿子养大，家庭的必需像伙食费一样一天天减少。用人说：太太，没檀香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点了吧。用人说：太太，少爷的袍子没有浆怎么就穿去学堂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浆了吧。她柔慢地回头，抬眼皮，咧嘴微笑，缓慢却持续不断地落齿落发。到我见到她时，她口中只有上下八颗牙齿，为了美丽的原因坚决不再落了。我看见她总是一个人在推牌九，膝上卧一只做梦的猫。她管咂一口白开水叫〃吃茶〃，茶碗也处处打了缺口，只剩她端茶的手势还精巧，还能让人看到那往昔的精巧。我爸爸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他的家境已被她母亲削减到最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和贫穷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祖母死后我们发现她垛存的成匹呢料和丝绒，整套的金银器。
第二部分 6。心理医生在吗（21）
我爸爸是他父母唯一的孩子。在我看来，他的父母不是不具备生养的人力和财力，是不具备生养的兴致。
我爸爸从小进入基督教小学和中学。
我爸爸，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困难地向你讲起他。
这样把我爸爸和这个叫贺一骑的人并置，他们以各自的异端，天悬地殊来填补彼此内心那不可言喻的需要。
人们告诉贺叔叔的，有关我爸爸的，他都不去信。他从来不信他是个狂妄的人，花花公子，从来不停地恋爱和背叛。贺叔叔恰恰认为我爸爸自有他情有独钟之处。他一开始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喧哗大笑的源头。他朝我爸爸走过来。我爸爸意识到这个刚上任的上司正是在朝他迫近。
现在有印象了吧。
这个有不雅笑声的人，是我爸爸。从家庭和教会学校的沉闷中，不知怎样，他精神和肉体中爆发出那样的笑。他笑得那么突兀，以至笑声的发启完全是哑在身体深部的一股强大震动。痉挛，可以说。笑声从一个痛苦的层次穿越过来；在痛苦的挤压下和摩擦中，它穿越过来。然后这笑成了一股爆破的力量，挣脱了痛苦而上升，形成一个彻底的盛开。他的嘴和五官都在那一瞬舒展到极致。不仅仅面孔，他的四肢和身躯都是这狂欢的一部分，都必须推波助澜地把笑给播送出去。最后，他笑出了一点尖啸。他可怕起来了。欢乐在刚刚接触到愤怒的边界时哗地退回，整个笑的键盘是那么长一段！从低到高，音阶的跨度成了那么宽广的一串排列！它不是由欢乐发启，亦不由欢乐来完成，却纵跨一个由疆界到疆界的欢乐全程。
贺叔叔当时想，此人竟会这样笑。他认为此人最可爱之处是他丝毫不邀请别人同他一起笑，因此他没有那种被谢绝的张皇失措。没有丑角的挫伤感。我们都会做刹那间的丑角，都拿观众太当一回事；观众是否会产生共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那一瞬间的丑角生涯成了僵局。我爸爸的成功在于他台下没有观众，或者，他忘掉了观众。那一刻他只管他自己，如伸懒腰、打嗝、打哈欠，纯属个体的活动。
我爸爸比任何人都需要观众，只是，他能够在那一刻把观众忽略掉，忘乎所以，如痴人那样脑中空空。我爸爸，他必须有人旁观才能进入无人之境。
贺叔叔和我爸爸，带着他们不寻常的友情，进入了六十年代。一些时尚和口号，在悄悄地死，悄悄地生。
记得贺叔叔的〃小灶〃吧？那个绿色碗橱纱的屏风。人们在食堂一面读着黑板上的菜谱，一面看我爸爸被厨房杂工叫进屏风内。食堂内吵闹得像火车站。贺叔叔同我爸爸的交谈一点声息也没有。一头食堂喂的猪在买饭的队伍里撞来撞去。人们常看见我爸爸张大嘴笑，兴奋得坐也坐不住，椅子在他屁股下前俯后仰，往往只有两条椅子腿支着地。有时他干脆不坐，绕着圆桌，绕着一块块往嘴里填馒头的贺叔叔踱步。有时他手里有一摞稿纸，人们猜那便是爸爸在帮贺叔叔润色的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我爸爸是从头到尾在替贺叔叔写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
根据贺叔叔一沓笔记。
第二部分 7。心理医生在吗（22）
注意另一个事实：没有贺叔叔救助，我爸爸此刻正在同其他右派们结伴挑粪土，填装炸药炸筑水坝的石头。好一点，或许正在土坯教室里教七岁到十六岁的一年级生。最强，是去个边城做文化馆干事，办小城中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
我爸爸之所以还在这个凹字形红砖办公楼里领工资和粮票，还能在这个省城报刊上持一个令人耳熟的名声，你知道，是归功贺叔叔的。一天，贺叔叔说起想请个人帮他整理一份小说初稿，我爸爸立刻就说：我来吧。在此话脱口时，我爸爸非常羞窘，两个耳朵边沿充了血，红得晶莹。是生怕他报德的急切让贺叔叔看破，再看小。
此后，常在绿纱屏风后面，贺叔叔听我爸爸向他讲述小说的进展。
我知道。从八岁到十一岁，我已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爸爸在两个大书架建造的〃书房〃里，集中精力完成贺叔叔那部近百万字的著作，集中精力于护住我们拥有的这两间只需五元租金的房子，护住年幼早熟的我和他那书架搭起的自治区。一进入那里，就听见他裤带上金属环扣的击碰声，那是他在脱下外裤，只穿长内裤或短内裤坐在三尺长一尺宽的书案前。
我十岁了。
大饥荒。
不，我不记得。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饥饿。这个词在我们社会的进行时态中是不存在的，被涂抹了。饥饿的生理感觉被否认掉了。如同所有肉体的需求，对于其存在不给予认同和理会。我们的生活情景被预定，其中充满阳光和希望，充满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诸如饥饿便是没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们却无法将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国家一样，饥饿的痛苦是正常现象，是必然，却又是每个人该去悄默承受的。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伴同着饥饿。
三年的大饥荒是用别的字眼来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饥饿在我记忆中是别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读会。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从饥饿中产生。那样的朗读会在大饥荒的三年中特别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国作家和诗人们的朗读会是同志式的沟通，战友式的相互支持。
并不普遍。中国作家很少当众朗读他们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更应该作为文字和语言活着。
第二部分 8。心理医生在吗（23）
很多！让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诗歌和饥饿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那些朗读会总伴有餐会。一张粉红色菲薄的餐券，凭它去领一份米饭，上面覆盖着黄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干丁，据说营养是一样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妈妈从下午就进入了朗读会（餐会）的氛围。她打开箱子，拨开一层层樟脑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们家没有能让她看见全身的镜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对比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