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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文革”已经开始，我们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同志把我从机场送到招待所，分别的时候，低声对我说：“你不要随便出去找朋友，哪些人有问题，还弄不清楚。”我大吃一惊。前两三个月我接到均正兄来信说他们搬了家，并告诉我他们在幸福村的新地址。信我带来了，我相信像均正兄这样一个忠厚、善良的知识分子不会有问题，可是会议紧张，我也不便“出去找朋友”。到七月十日上午，会议已告一个段落，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在休息室里我意外地遇见均正兄，还有老舍同志，大家都很高兴，会前坐在一起闲谈，有一种劫后重见的感觉。大会结束，我们走下主席台，握手告别，均正兄带着他那和善的笑容邀我到他们的新居“小叙”。我请他代我向国华嫂问好，我说我还要陪外宾一起活动，没有时间去幸福村了。他说：“那么下次一定来。”我说：“一定来。”
没有想到一别就是十二年。我第一次到幸福村的时候萧珊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但陪伴我上楼的只能是女儿小林了。
“文革”期间遗留下的后遗症终于发了出来。我一病就是两年，没有再去过北京。一九八二年我起初行动不便，写字困难，后来生疮，再后跌断左腿，住进医院半年后瘸着腿回到家中。最近我又因“帕金森氏症”第二次住院治疗。这一层楼病人不多，病房里十分清静，我常常坐在沙发上休息，回想过去的事情，想来想去，也想不起我是怎样认识顾均正兄的。那么一定是由于索非的介绍吧，他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工作，是索非的同事。起初我同他交谈不多，我不善于讲话，他也一样。我只知道他工作努力；又知道他儿女较多，家庭负担较重。他翻译过西方的童话，写过普及科学知识的著作，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十分勤恳。朋友们谈起来，总是赞他正直、善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麦加里，他和索非住在一条弄堂内，我在索非家住了一个时期，见面机会多，我们就熟起来了。这是三十年代中的事情。以后我和他们家又同住在霞飞坊里。起初我单身住在索非家，进出弄堂，都要经过他们家后门口，孩子们看见我总要亲热地招呼；后来我去香港和内地，又回到成为“孤岛”的上海，他们一家仍然平静地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和索非，还同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刊物《科学趣味》，他发表了不少科学小品和科学幻想小说，不论长短文章，写作态度都是严肃认真的。日本投降后，我和萧珊带着不到一岁的小林回来，索非已经离开上海，我和均正兄一家往来更加密切。我有事找开明书店交涉，就托他带口信。我们经常见面，但很少长谈。他忙，那时又在给开明书店编写教科书，因家中人多，挤在一起，不方便，只好早睡，等到夜深人静便起来写作。他有什么办法呢？一家人都靠他的笔生活。他从来不发牢骚，只知道默默工作，埋头编写。我去找他，总是看见他那淡淡的笑容。我认为他勤劳半生不应当生活得这样艰苦，我为他感到不平。他却带笑说：“以后会好起来的。”
他相信未来，是有根据的。其实我的生活也并不好，不过我一家三口人，支出少一些。我一向靠稿费生活，当时蒋介石政权的法币不断贬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场上可买的东西很少，钞票存起来，不论存在银行或者存在家里，不到几天就变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萧珊眼睁睁看着钞票化成乌有，后来也学会到林森路（淮海路）去买卖“大头”，把钞票换成银元，要购买东西时再把银元换成钞票。我上街总要注意烟纸店门口挂的银元（“大头”）牌价。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均正夫妇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国华嫂在家务上经常给萧珊出点主意帮点忙。不久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势更紧张，稿费的来源断绝，我没有收入，又没有储蓄，不知道怎样度日。我和萧珊正在为这个发愁，均正夫妇来了，告诉我们，开明书店发给他们“应变费”十天一次十块银元，他打算代我向书店交涉“借支版税”。我当然同意。第二天他就给我送来大洋十元，说是借支办法和他们一样。我感谢他，我的困难给解决了。我大概借支了两次“版税”，上海就解放了，我们都有活路了。
怀念均正兄（2）
他仍然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却经常离开上海出席各种会议。第二年他跟着书店迁往北京，就一直住在首都，生活的确好起来了。后来开明并入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也到青年出版社工作。他参加了民主党派，社会活动也增多了。我每年总要到他家去两三次，见面时无所不谈，却又谈不出什么，只是互相表示关心而已。
我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他从北京来信，打算把我的童话集《长生塔》介绍给一家出版社。我把底本寄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底本给退了回来，均正来信说他读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给小儿子读，小儿子也说不懂。我自己重读了一遍，却觉得童话并不像西方现代派作品那样难懂。我猜想，这是他自告奋勇向出版社推荐我的童话，出版社拒绝接受，他碰了钉子就把责任放在自己肩上。我了解他，以后再见他时也从未提过《长生塔》的事情。
萧珊没有到过幸福村，也不曾见到“文化大革命”的收场，她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小林比我先去幸福村。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回到上海，在作协分会靠边受审查的时候，小林和同学们串连到北京，她去过均正夫妇家。国华嫂告诉小林，作协分会的造反派某某人去北京“外调”到过顾家，要了解我的“反社会主义言行”。国华嫂气愤地说：“不用怕，他没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造反派气冲冲地走了，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她不知道所谓“外调”不过是花国家的钱做长途“旅游”，你没有“言行”，造反派可以替你编造言行。反正以“莫须有”的罪名定罪杀人古已有之。我的罪状越来越多，罪名越来越大。不久我进了“牛棚”，与世隔绝，小林和萧珊都因为我的缘故受到了批判和歧视。均正兄一家的音信断绝了。我担心他们也会遭到噩运。但在失去做人资格的当时，我一直过着低头弯腰、朝不保夕的生活，哪里敢打听朋友们的情况。萧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过去的岁月，怀念旧时的友人，最后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从文寄给我的一封长信，她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覆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我多么感谢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他从一位在我们干校的亲戚那里打听到我仍然住在原处，便写了信来。几个月后，均正兄的一个孩子出差到上海，找到我们家，给我带来不少我们很想知道的朋友们的消息。他们一家除了他一个姐姐遭到不幸外，都平安无事。可惜萧珊见不到他了。
这以后顾家的孩子们出差到上海，总要来我家看看。见到他们我仿佛又看见均正兄的和善的笑容，受到国华嫂热情的接待。
“四人帮”垮台以后，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会后我留下来看朋友，小林也到了北京。我离开十二年，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车辆，都感到陌生，住在旅馆里，出门搭车全靠小林带路，几次去幸福村，都是小林陪同去的。第一次去，均正兄不在家，国华嫂说他在参加民主促进会的会议，不回家吃中饭，便叫小铨打电话通知他。不久他高兴地回来了。久别后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亲热，似乎想说的话很多，却不知从哪里说起，只谈了一点彼此的情况。他们夫妇的变化好像不大，“文革”期间可能比我少吃些苦头，值得庆幸。但交谈起来我们都小心避免碰到彼此的伤痕，他们失去一个女儿，我失去了萧珊。我们平静地相对微笑，关心地互相问好，在幸福村的小屋里，坐在他们的身旁，我感到安稳和舒适。我第一次体会到“淡如水”的交情的意义。我就这样坐了两三个钟点，还在他们家吃了中饭，下午小林要陪我去看别的朋友，我不想离开他们，但也只好告辞走了。
第二年我出国访问，从北京动身。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均正兄患病，据说是“骨刺”，又说是“癌”，小林陪我到北京医院探望。在一个设备简单的底层单人病房里，均正兄侧着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