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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
以上是《家》的世界语译本的序文。在翻译这小说的时候，译者曾来信要我为译本写篇短序，我说我为《家》的重印本和一些外文译本一共写了十篇以上的序，说来说去，意思相差不多，我不想再炒冷饭，决定不写什么了。后来见到译者，我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出版社准备发稿，来信中又谈起了写序的事，我一口答应，动笔写了六七百字，过两天就寄出去了。
惟一的原因是：我有话要讲。但在序文里我只是简单地讲了几句，我害怕读者会感到厌烦。我读小说就不看什么前言、后记，特别不喜欢那些长篇大论。
在短短的序文里我讲了两件事情：一，我对世界语仍然有感情；二，我不喜欢删节过的英译本《家》。
先谈世界语，一九二一年我在成都的《半月》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世界语之特点》。当时我不到十七岁，还没有开始认真学习世界语，我只是在这之前在上海出版的什么杂志上读过宣传世界语的文章，自己很感兴趣，就半抄半写，成了这篇短文。短文发表以后，有一位在高级师范念书的朝鲜学生拿着《半月》来找我商谈开办世界语讲习班的事。我只好告诉他，我写文章是为了宣传，我手边连一册课本也没有。他也懂得不多。因此讲习班终于没有办起来。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书，找到了世界语课本，便开始学习，每天一小时，从不间断。读完课本，我又寄钱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语书店”，函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仍然每天一小时（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帮助（我有一本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世界语 — 英语小字典），一个字也不放过。一本书读完，我又读第二本。那家惟一的世界语书店里只有寥寥的几十种书，不过也能满足我的需要。它有什么书，我就买什么书。首先我读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选》，这是创始人柴门霍甫编译的。接着我又读了《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和别的一些书，如卜利瓦特的《柴门霍甫传》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语了，在通信、写文章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开始用世界语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也不过薄薄的四五本，其中有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用世界语写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此外，我还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几期《绿光》杂志，在上面发表了两三篇像《世界语文学论》那样的文章，谈个人的印象，当然很不全面，因为我读书有限，只读了学会的半个书橱的藏书，而且不久连这些书也被“一·二八”侵沪日军的炮火毁得干干净净。这个学会在闸北的会所给烧光之后另在“法租界”租了一间屋子，继续活动了一些时候，到一九三三年就“自行消亡”了。
以后成立了新的世界语学会，但是我已经离开了运动。我是旧学会的会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从法国回来不久参加了学会，后来又当选为理事。在“文革”期间“巴金专案组”的人审讯我的时候，就揪住这个“理事”，这个“会员”不肯放。他们问来问去，调查来调查去，我在解放前就只参加过两个团体，另一个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我也是这个协会的理事，别的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他们梦想发现什么“反动集团”，结果毫无收获，幸而他们只会使用斥骂、侮辱这一类的手段，没有采用严刑拷打（文艺界中吃过这样苦头的人确实不少），否则我也不可能在这里漫谈对世界语的感情了。这感情今天还存在。虽然我已经没有精力继续做从前做过的那些工作，但是我仍然关心世界语的事业，并且愿意为它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一篇序文（2）
再过五年，一九八七年，将是世界语诞生的一百周年。一百年！它应当有更大的发展。
三
关于《家》，几十年中间我讲了不少，现在似乎无话可说，其实也用不着我饶舌了。
这次我在序文里提到英译本中整章的删节，并且表了态，只是因为编辑同志来信说：“我们发现英文版有较大的删改，据说是你亲自为外文版删改的。”他们“征求”我的意见：世界语版的内容以中文原本为根据，还是按照删改过的英文版。
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表态了。其实我早就应该讲话。从一开始我就不满意那样的删改法。但删改全由我自己动笔，当时我只是根据别人的意见，完全丢开了自己的思考。这“别人”便是中文底本的责任编辑，由他同我联系，底本大概也由他定稿。他的理由似乎是：一切为了宣传，凡是不利于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等等。他的意见我全部接受。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此外，我还有一张护身符：“政治标准第一”嘛。我在“双百”方针发表前交出了删改本，英译本则在反右运动后出版，我害怕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作家，不爱护自己的作品，却拿它来猎取名利，这也是一件可耻的事。英译本可以说是照出我的“尊容”的一面镜子。让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吧。
现在，我的座右铭是：
尽可能多说真话；
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十月四日
一封回信（1）
一
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女士最近访问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问题。她这样写道：
我一九七五年来过中国。当时我要求会见作家、访问出版社，不成。我要求给我文学作品阅读，我却为人们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贫乏而感到吃惊其中叙述了革命，但并没有文学，或者至少没有我们西方人所谓的“文学”。
现在，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变化？形式在中国是不是也变得重要起来了？您是怎样看待这个变化的？您说过：“要相信未来。未来将是美好的。”您怎样看这未来呢？中国目前出现的西方化的倾向太显著，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苗头，您以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鸣放期间我写过文章，劝人运用独立思考。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我又否定了自己。后来吹起了一阵暖风，我的思想稍微活动起来，于是“文革”发生，我被打翻在地，还有一只脚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动弹不得。“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又站了起来，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了。对每件事我都有个人的看法，对有的问题我考虑得多一些，有的考虑得少一些，不过总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虑。我常常想，最好等考虑成熟了再开口讲话，但实际上我常常被逼着发表不成熟的意见。我想既然给逼上梁山，那就说吧，横竖是说自己的话，说错了就认错，受到责难，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书桌上乱纸堆中睡了十多天，终于给找了出来。无法避开她的问题，我写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动不便，没有能接待您，请原谅。您要我‘用书面回答’您的问题，我写字困难，只能简单地写一点；而且，当然，只讲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话时，我也并不代表别人。
“一九七五年在‘四人帮’专政下，我还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新社会’的‘贱民’，我早已被赶出了文艺界，您当然不会见到我。您也不会见到别的写过文学作品的作家，因为他们全给赶到‘五·七’干校或者别的地方劳动去了。‘四人帮’用极左的‘革命’理论、群众斗争和残酷刑罚推行了种种歪理：知识罪恶，文化反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加速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害怕反映真实生活的文艺，他们迫害讲真话的作家。他们开办‘工厂’，用自己发明的‘三突出’、‘三结合’等等‘机器’制造大批‘文艺作品’，他们得意地吹嘘‘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结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们制造的‘作品’都是他们用来进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在那一段时期出现的‘作品’里，既没有生活，也没有革命，更没有文学。有的只是谎言。不到十年，它们全给扔进了垃圾箱。
“现在的确有了像您所说的那种根本的变化。‘四人帮’垮台了，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