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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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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办得很精彩,思想进步,受读者欢迎。但是不说也想得到,从上面来了压力,南京讲话了。然后愈之离开,换上汪精卫派的李圣五,他把杂志抓在手里,一直到抗战爆发,杂志停刊,他跟着主子走上了绝路。 
  叶圣老离开商务后到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月刊,我原是这杂志的撰稿人,也继续为它写稿。但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叶圣老。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时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将近一年,以后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只是去寻求友谊。我认识了不少的朋友,为这些朋友我写了更多的文章。直接向我组稿的人多起来了。我无法隐姓埋名,只好用文章应酬朋友,于是我成了所谓“多产”的作家,在各种各样的刊物上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我在一篇题作《灵魂的呼号》的序文中诉苦说:“拿文章来应酬,到后来就是拿名字来应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后来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过我又说:“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自己想说的话。”记得就是在这个时期叶圣老和调孚兄托索非带口信来,劝我慎重发表文章,我没有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可是我感谢他们的关心。特别是对叶圣老,我渐渐地领会到他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 
  我常常这样想,也仿佛常常看见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责备我,他是在鼓励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会恢复勇气,在正路上继续前进。我指的不仅是写作的道路,还有做人的道路。这样的朋友我不止有一位,但叶圣老还是我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我也有不止一位,而叶圣老还是我的头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我还说过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当然我的一切应当由我自己负责,但是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总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师,特别是我的“责任编辑”,那就是叶圣老,因为他们关心我,我不愿使他们失望,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今天还是这样想,还是这样做,还是这样地回忆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现在简单地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叶圣老他们从香港到了北方,当时那边有人传说我去了台湾,他很着急,写信向黄裳打听,黄裳让我看了他的来信。几个月后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谈得很高兴。 
  第二件:“文革”期间叶圣老得到解放之后,到上海来要求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他仍然为我的安全担心。据说徐景贤说我是“反革命”不给见,好像丰子恺先生也不能出来,他就只见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经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给折磨成那个样子!旁边还有人监视;即使是老朋友见面又能谈些什么呢?看到一位进步知识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场,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惨痛遭遇,而自己毫无办法,他的心情我很了解,他后来不曾对我讲过什么,他把一切都咽在肚里了。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个事实:他要看望的人还活着。听说那次和他同来的人中还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帮”下台了。长期给关在活葬墓中的我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一线希望。我叫起来,我想用我的声音撞破四周的岑寂。于是从朋友们那里来了鼓励,来了安慰;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援助的手。愈之寄信说:“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的一封信,喜跃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从你的文字看来,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老友感到无比的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诚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叶圣老不但几次来信,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赠给我,他这样说:“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曰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我的责任编辑(2)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责任编辑!愈之也是我的责任编辑,一九三一年他几次到闸北宝山路我的住处来约稿,除了中篇小说《雾》以外,他还要我在第二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我只写好一篇《杨嫂》,“一·二八”事变就使我改变了写作计划。愈之的确是我的老友,世界语运动把我们连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后,一直到今天,因为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没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几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来!这些年我和他接触不多,不过在我患病摔伤之前,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他对世界语的热情和对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使我感到惭愧。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遗憾。我虽然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纸笔,或者用行为,不管是写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 
  愈之走了。叶老还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医院探望,闲谈间他笑得那样高兴。今天我仿佛还听见他的笑声。分别十几个月,我写字困难,心想他写字也一定困难,就不曾去信问候他。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并未中断,我祝愿他健康长寿,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长寿。 
  五月十五日   
  样板戏(1)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我还记得过去学习“样板戏”的情景。请不要发笑,我不是说我学过唱“样板戏”,那不可能!我没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样板戏”当做正式的革命文件来学习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学,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们学习的。在那些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报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样板戏”。他们这样全文发表一部“样板戏”,我们就得至少学习一次。“革命群众”怎样学习“样板戏”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们被称为“牛鬼”的人的学习,也无非是拿着当天报纸发言,先把“戏”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还得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后是主持学习的革命左派把我痛骂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脑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学习。那次,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本来说是任务完成回城市,谁知林彪就在那时发布了他的“一号命令”,我们只好留在农村。其实不仅我们,当时连“革命群众”也没有居住自由的“人权”,他们有的就是那几本“样板戏”,虽然经过“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尽量拔高,到“四人帮”下台的时候也不过留下八本“三突出”创作方法的结晶。它们的确为“四人帮”登上宝座制造过舆论,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帮”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们学习的戏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诗人主持学习,参加学习的“牛鬼”并不多,因为有一部分已经返家取衣物,他们明天回到乡下,我们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们回来的卡车去上海。离家一个多月了,我没有长期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很想念家,即使回去两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还给逼着去骂自己,去歌颂“革命旗手”,去歌颂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本来以为我只要编造几句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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