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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也复刊了。于是我又读到了他那些匕首似的杂文。可能因为他身体不好，文章写得少些，也可能我读晚报的机会不多，读不到他的杂文，好像跟他渐渐地疏远了。我总觉得把时间耗费在主席台上太可惜了，我很想找他谈谈，劝他多写文章，劝他多讲心里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朋友把《“文革”还在揪人》这篇杂文给我寄来了，我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原来杂文家还在继续使用他的武器。即使坐在主席台上他也并未闭目养神，他还睁着双眼注视四周的大小事情。
我读他的文章，他引用我的词句，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积累——“人吃人”的噩梦。我们两人都感觉到“‘文革’还在揪人”，这决不是开玩笑。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噩梦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我当时的确害怕这些梦景会成为现实，所以我主张多写这些噩梦，不但要写泪，而且要写血，因为那些年我们流的血、淌的泪实在太多了。我一再劝人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惟一的原因就是担心“造反派”卷土重来。
紧箍咒（3）
杂文家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因为知识分子政策长期不能落实而感到苦恼。落实政策已经宣传了好几年了，为什么还这样困难？他说得好：“‘文革’这个母大虫好像已是死老虎了，但是死而未僵，它还在揪住一些人不放。”有人想，死了总会僵的，就耐心等一等吧。有人想，上面吩咐了，下面总得照办，就再呼吁一下吧。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干脆地砍掉未僵死虎的爪子呢？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死而未僵的幽灵会复活呢？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
关于知识分子我不想讲什么，我只想问问杂文家：我们头上还有没有“紧箍儿”？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求别人做这做那，等待别人做这做那呢？想想我们自己这二三十年的亲身经历吧。“紧箍咒”不就是对我们的迷信的惩罚？想起《西游记》里唐僧对孙悟空讲的那句话，我就恍然大悟了。唐僧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宝塔已经倒掉，我举手摸头，果然头上什么也没有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创作自由（1）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从纽约寄来的信，信上有这样一段话：“这次北京‘作协’大会，海外反应很强烈，虽然大家说话有些不好听，但几乎都感到兴奋与欣慰。我们只盼望能真正地实行下去。您那颗一直年轻的心，也许能分外地理解我们。”她是《美洲华侨日报》副刊的编辑，还附寄了两期副刊的剪报。副刊的大标题是：《海外的回响，对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观感》，执笔的有二十四位海外作家。
这次大会的确是一次盛会，我虽然因病没有能出席，只是托人在会上念了我的开幕词，但是会后常有人来找我谈开会的情况，我还读过大会的一部分文件和简报。我对这次大会怀有大的期望，我有一个想法：这次大会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会议不同。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会结束了。反应的确很强烈，我指的并不是“海外”，是国内，反应来自跟这次大会有切身关系的全国作家。反应强烈，说明这次大会开得不寻常；会后听说在这里好些单位都主动地请人传达，可见这次大会受到普遍的注意。对于大会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大家都欢迎它。当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满意这样的会，不过即使有，为数也极少，这些人只好躲在角落里发出一些噪音。
大会开幕后新华社记者从北京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正在病中，没有能讲什么，只说：“会开得好。我同意王蒙那句话：‘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今天我读了海外华人作家对大会的“观感”，意外地发现他们的想法和我的相差并不远，他们的话我听起来并非“不好听”，而是很入耳。这里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问题。说实话我的心已经很不年轻了，但是我和他们同样地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同样地热爱我们善良的中国人民，所以我们走到一起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位海外同行说这次大会“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是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给作家以创作自由的保证；第二件是刘宾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当选。”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观感中都曾经谈到，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认为“创作自由”是创作繁荣不可少的条件。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过刘宾雁、王蒙的作品在海外受到普遍的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当选是“革新派的凯歌”。这样的意见有什么“不好听”呢？我们自己不是也有类似的意见吗？
最近我还在家养病。晚上，咳得厉害，在硬板床上不停地向左右两面翻身，总觉得不舒服，有时睡了一个多小时，又会在梦中被自己的叫声惊醒。睡不着我就东想西想。我常常想起刚刚开过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于是对大会我也有了自己的“观感”了。可是很奇怪，我想到的恰恰也就是那两样事情：祝词和选举。这是大会的两大“收获”，也是两大“突破”。代表们出席大会，并不是“为开会而开会”，而是为了解决繁荣创作的问题。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对他们“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不再是空话了。不用说党中央对“创作自由”的保证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对作家们很大的鼓舞。说到选举，有人说，这次不是照别人的意思画圈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挑选“领导人”。
这两件事都只是一个开端。但是一开了头就会有人接着朝前走。走了第一步就容易走第二步。有人带了头，跟上来的人不会少。有了路，走的人会更多。全国的眼睛都在注视这次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在想：你们走出了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跟着走上去？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挑选人，哪怕只有一个两个，也总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可以用打叉叉代替画圈圈，表示自己的意见。既然好不容易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谁还肯退回原地或者更往后退？！
关于选举，我不想多说了。只要大家不讲空话，在创作实践中踏着坚定的步子，即使走得再慢，也不会陷在泥坑里拔不起脚。从“创作自由”起步，会走到百花盛开的园林。“创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在创作实践中人们才懂得什么是“创作自由”。也只有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说明什么是“创作自由”。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十九世纪著名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临死前在病床上诉苦，说他开始发表作品就让检查官任意删削，现在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诗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但《俄罗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没有“创作自由”这事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是没有自由的，更不用说“创作自由”了。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至今还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许许多多光辉的名字都是从荆棘丛中、羊肠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的最后一部（《复活》）就是在没有自由的条件下写作、发表和出版的。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在他的国家里就没有出过一种未经删节的本子。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样，都是为“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严肃认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写出垂光百世的杰作，虽然事后遭受迫害，他们的作品却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创作自由”的保证不过是对作家们的一种鼓励，对文学事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保证代替不了创作，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还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黄金时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决不是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来的。关于作协大会的新闻报道说，“许多作家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眼圈红了，哭了，说他们盼了一辈子才盼到这一天”。我没有亲眼看见作家们的泪水，不能凭猜想做任何解释；但是我可以说，倘使我出席了大会，倘使我也流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