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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3月，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将其纳入银行安全网络，整个金融系统也因此仿佛进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中央银行家举步维艰，因为过于慷慨而且宽泛的政府安全网完全能够将整个金融系统搅乱。政府保证所有金融机构的投资，这听起来很英明，但可能并非如此。那是因为，正如我们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所见，那些金融机构为了自己能够顺利脱险变得一点都不负责任，对于其他问题置若罔闻。这种行为可能会增加一系列无止境的金融泡沫，进而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而严格的监管限制会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贷款量的急剧缩水。如果政府保证犹如万金油，那么诸如房利美这样暗中享受了多年绝对保障的公司，在2007~2008年的信贷危机中应该会一帆风顺。但是相反，它和其他与之类似的公司机构成为了危机中的重点受害者。
在新的全球经济面前，决策者极度需要共同就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本质进行前瞻性思考，同时也要整体考虑存在的风险因素。就像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尔德·科里根在某一次讲话中指出的：“你不可能把整个宇宙都给保护起来。”你不可能排除所有的风险。威廉·塞德曼，美国金融市场管理部门的权威，则换了一种说法来表述：“应该让一位受到神灵指引并且极其厌恶政府干预市场的天才来运营这个安全网络。”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如果我们要拯救新兴的全球经济，决策者就必须把握时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政策界—包括中央银行家、财政部门的官员、重要政府监督人员、资深智囊团顾问，以及政治领导层的相关成员—需要重新搭建世界金融框架，进行如“金发女孩”般的指导，既不太温和，也不太强势。赌注已经不能再大了。毕竟，如果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发达国家主要调节机构都很难弄清楚次贷危机中真正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相信它们会了解一场恐怖袭击对金融界造成的影响呢？如果是一场完全针对金融系统本身的袭击呢？很明显，政界应该着手制订更有效的国际应急计划，而且要快。
为了防范各类金融危机，政策界同样需要建立“高瞻远瞩”的金融学说，或者至少是一系列非正式的共识。这一学说，无论正式与否，都必须包含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实现更高的透明度。决策者必须如同实施外科手术般进行精确的全球改革，避免威胁到作为财富生产力量的更广泛的金融体系。这需要不同寻常的想象力，正如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出现的经济“大思考家”一样。这些人设计了一套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了之后60年的和平与繁荣。如今的决策者需要具有同样大胆的思维，并且要告知公众他们已经建立了恢复经济稳定的新的金融学说。
在与自由市场的合作中，决策者需要设计一些方式来更好地报告金融机构在运用复杂的高杠杆金融工具时所承担的市场风险程度。由于金融产品在证券化的过程中都被捆绑起来，为了剔除暴露出来的金融毒害，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给受到保护的金融产品暂时松绑，以克服法律和税务方面的限制。同时也必须有某种新的平台，使证券化金融产品的定价更加标准化。
另一方面，决策者需要设法改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一个办法是把这类机构的部分收益同其表现联系在一起。在当前的系统下，除了声誉和利益上的影响，信用评级机构基本上不会为失败付出任何代价。此外，它们也无法享受到成功和准确评级所带来的好处。有些国会议员提议政府接管这些机构。对于任何对全球市场略有了解的人来说，这样的行为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与私营信用评级机构的专家相比，政府官员更难以与如今世故圆滑和复杂深邃的金融市场奇才相抗衡。
政策界同时也必须解决全球经济中的国有银行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德国、中国、法国还是意大利—这些问题都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弱点。比如，2007~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德国的中级市政和国有银行代表了“政治银行”的最糟表现。这一系统一直隐藏其次贷风险，直到为时已晚。随着这些机构的倒闭，它们只能被大型的独立银行所接管。国际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将这些国有银行系统转移到全球银行专家查尔斯·达拉拉所说的“市场化的更健康的根基”上来。当然，市场化的银行也存在问题。它们也做过一些很愚蠢的事情。但它们不会像国有银行那样听从于政府的直接政治领导。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在恢复经济上的失败正是因为其银行在政府决策者以及政界精英的指导下，没有及时清理掉它们资产负债表中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如果银行当时能更加独立，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从一个更广的角度说，如今的政治领导者需要清楚，即使所有必要的金融改革都到位了，财政上的透明度增加，并且对于财政架构的信心回归了，世界经济将仍然有可能陷于危机之中。当然，各种威胁也会存在：恐怖主义，天气和气候的变化，以及即使努力进行财政改革，金融恐慌仍然增多。但是对于世界经济秩序最终的威胁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自身出现问题并崩溃，从而难以为继，使世界回到犹如20世纪70年代那样一个长期的经济萧条状态，也许情况还会更糟。
一些专家指出，全球化进程，特别是金融全球化进程，以及前几十年巨大的财富增长，可能是得益于两种也许不会再次出现的发展：首先，60年间没有出现世界范围的军事冲突；其次，计划经济模式的全面崩溃。这种崩溃也许一次性释放了被压抑的创新能量。因此，这种理论认为，前几十年中全球化进程的成功不太可能被复制。
相当大一部分主流舆论领袖开始质疑全球化的基础。例如在《外交》中，拉维·埃贝德拉尔和亚当·西格尔指出：“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家及其选民们对于资金、货物甚至人口自由出入于他们国家的边境越来越不安。 ｜ 好｜书｜多 ωωω。haoshuduo ｜ 而最具全球性的产品—能源，也再次成为了资源民族主义最炙手可热的目标。”我愿意补充一点，那就是即将出现的亚洲和西方世界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争端可能会威胁并严重减少对于全球贸易体系的支持。
近几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鼓励发展经济以改革金融机制，让外国投资资本穿越国界自由流通方面变得越来越冷淡。导致这种消极行为的原因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透明度，同时也缺乏足够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运营。因而外国投资资本很容易就流失了。一旦发现麻烦，就会发生大范围的撤资，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留下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阻止随之而来的危机传播到影响更广的全球金融体系。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由世界各地政府经济学家所组成的，总部设在巴黎。它同样也收回了早先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支持。世界两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实际上已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警告，提醒它们太快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
如果所有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都不支持金融全球化进程，谁还会支持呢？我相信唯一的答案是，一群具有改革勇气和卓越远见的政治领导者。他们将来自社会公共部门或者私营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和政治领导层的主要责任人。他们会挺身而出，向所有人阐述自由贸易和自由化企业资金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一旦崩溃所带来的严重的消极后果。
同时，全球化进程终结的迹象已经随处可见。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开始失去其影响力。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保护农业和其他某些产业方面持续它们的虚伪作风，而不顾陷入困境的多哈回合国际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全球贸易走到了尽头，而是意味着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不信任普遍自由贸易，这对于全球化的未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在直接投资上，中国现在正在审核来自国外的收购兼并申请，大幅增加了受保护的资产数量，理由是出于“经济安全”、“核心产业”或保护知名品牌的考虑。这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