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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着刘禅的一举一动，弄得“后主益严惮之”，《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公元223年）至诸葛亮北伐（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过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难别”了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同①。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须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
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同①。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决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
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两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着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能是刘备的一相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绝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
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下面是孙权与邓芝的一段对话：“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
孙权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十七岁，并非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十五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讨伐董卓，二十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十八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及“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
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和合二国，唯有邓芝。”《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如孙权称帝时，在和蜀汉订立的盟誓中对后主刘禅只字不提，而对诸葛亮却歌功颂德，盟约中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时，孙权也委托上大将军陆逊写信给诸葛亮。“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玉玺。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的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刘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在外交上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平等地与孙权“对话”。
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诸葛亮指定的两个继任者，乃是其亲信蒋琬与费祎。刘禅完全遵从诸葛亮的遗嘱，不敢有丝毫违背。“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蒋琬死后，后主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军国政事。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职务的继承者，而不是皇位继承人。须知，诸葛亮卒时，刘禅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当然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立嗣大计。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任命军政最高长官，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张。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