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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而已。《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田文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我认为，田先生这个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黄忠传》。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案：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卷四十《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松之注谓：“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通鉴》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同上……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而变为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将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发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一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也许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但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