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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荆州的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并非单纯军事的原因或个人的失着。如要分清责任，恐怕刘备、关羽、诸葛亮都不能辞其咎。但由于刘备作为一国之主，总揽蜀汉政权的军事、政治、外交、用人之权，故荆州之失，他是要负首要责任的。关羽虽不失为可用之将才但并非帅才，他镇守荆州，攻打襄樊时，屡屡失误，且性格“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故陈寿说他“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评曰……
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先生也表示赞同。我并不以为然，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诸葛亮的失误是未能教育帮助好关羽，同时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未能及时提醒刘备，对东吴加强防范。总之，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历史上刘备、关羽、诸葛亮的责任问题，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
刘昭为《续汉书·百官志五》作注时感慨地说：“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于此。”对于刘昭这一观点，我并不以为然。因为，以东汉末年益州、荆州、冀州、兖州等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中央政权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影响而言，皆不及凉州军事集团远矣。刘昭既论述“汉之殄灭”，却未涉及羌胡化的凉州兵团，实在是疏略得很。
1。羌胡兵与“习于夷风”的凉州将领
羌胡化的凉州兵团，要从董卓算起。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均有明确记载，然皇甫规之妻却斥其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卷八十四《皇甫规妻传》。，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来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他后来率兵入洛阳夺权之后的残暴嗜血行为，其实就是与“游羌中”、“与豪帅相结”所感染的胡风有关。
董卓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在凉州形成发展的。中平五年，朝廷“征卓为少府”，董卓不肯放弃兵权，拒不应召，他上书曰：“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效命之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灵帝纪》。翌年，朝廷又任命董卓为并州牧。何进召董卓进京时，董卓是以并州牧、前将军的身份率兵进京的，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后汉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在这百余战之中，董卓是打了不少胜仗的，被打败的羌胡兵投降了董卓，成了卓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平六年，董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关于“湟中义从”，《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冷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可见，“湟中义从”是湟中地区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曾在北宫伯玉领导下发动过反抗东汉政府的起义。至于“秦胡兵”，学者众说纷纭。方诗铭认为“秦”是指凉州的汉族士兵，“胡”则是指非汉族士兵，即所谓的“羌胡”，而台湾学者邢义田则释为胡化的汉人。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所以，无论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还是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明确的界限。董卓可以将所率领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之为“羌胡”方诗铭：《释羌胡》，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而且羌胡兵都是极富战斗力的精兵。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在其名篇《悲愤诗》中，描绘了她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其中写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对董卓军中大量的羌族士兵作了十分真切的描述。
名士郑泰曾对董卓言道：“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А逗杭汀贰Ｕ馐窃诙坑胫Ｌ┑亩曰爸校Ｌ┒远课渥傲α康某扑獭？杉克渴且恢Ш汉旌隙游椋怪莺喝耸孔洹抑幸宕印酥治髑纪猓衷黾恿瞬⒅莺托倥栏髯宓氖勘６庵Ь邮嵌砍て诙晕髑甲髡骄呐嘀财鹄吹牟壳渥埃幕墒卿抑幸宕雍凸刂星睾允俏鞍傩账厮贩钡木�
董卓部下的主要将领亦大都与羌胡有密切联系。《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属于凉州。同书注引《献帝起居注》曰：“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所谓“习于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李傕在军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最主要的大将，当董卓为吕布所杀后，他即成为凉州军的首领，继续招引“羌、胡数千人”，其中有“羌、胡大帅”在内，《三国志》卷十《贾诩传》注引《献帝纪》。以充实其军事力量。
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素所厚支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载：“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见其已十分习惯于“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及李傕等西凉大将的经历绝非个别现象，由此说明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当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为凉州人”，《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传》。下面是凉州的汉族和非汉族，并以“羌胡”为主的精兵，从而组成极具战斗力的凉州军事集团，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后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
“习于夷风”或者具有羌胡血统的凉州大将在董卓、李傕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马超。《三国志·杨阜传》载：“杨阜言于太祖曰：”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这条记载十分重要，讲出马超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具有”信、布之勇“，如同西汉初年的韩信、英布那样；第二是”甚得羌、胡心“，在凉州为羌胡所拥护，这还与马超本人的羌族血统有关。马超号称扶风茂陵人，为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其实他是出生于羌胡杂居的凉州，血缘上与羌族有密切关系。《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桓帝时，其（指马腾）父字子硕，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马腾即马超之父，说明马超具有羌族血统，其祖母为羌女。
建安十六、十八年，马超两次被曹操打败，失去了原来的凉州根据地、军队与家族亲人，与从弟马岱等亲信投奔汉中张鲁。他在向张鲁借兵反攻凉州失败后，受到张鲁部将的排挤，处境危险，于是决计投靠刘备。《三国志·马超传》云：“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同书《李恢传》则云，是刘备“遣（李）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
马超投奔刘备，究竟是谁采取主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备利用马超这张牌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成都。《马超传》云：“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在这段正文之下，插入的是裴松之的注。《典略》曰：“备闻超至，喜曰：”吾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