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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迅速平定钟会的叛乱，防止蜀地的重新割据。
钟会伐蜀成功后，“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面对钟会叛乱的严重局势，司马昭毫不惊慌。他对此事其实早有估计。早在司马昭遣钟会伐蜀时，谋士邵悌“言于帝曰：钟会难信，不可令行”《晋书》卷二《文帝纪》。，建议司马昭另选伐蜀元帅。司马昭答道：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办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同②。
可见司马昭高瞻远瞩，料事如神，已把钟会控制于手掌之中。当钟会除掉邓艾后，自以为得计，认为司马昭对他十分信任。但这时司马昭已亲自率军十万屯驻长安，并令中护军贾充领军入斜谷，随时准备镇压钟会的叛乱。
钟会发觉司马昭对他已有防范，慌忙诈传郭太后遗诏，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旗号，但其部将都不愿随他作乱，钟会只得把他们都关押起来，“严兵围困欲尽杀之”。不料其谋泄漏，魏兵得知情况，起兵攻打钟会，钟会措手不及，和姜维一起被杀。这场叛乱遂以失败而告终。
钟会起兵反对司马昭，其性质虽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钟会的打算是“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如其谋一旦得逞，势必重建割据政权，分裂局面又将延续。但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亡之后，遗民宁肯归于晋，也不会拥护钟会再行割据。北方将士各自思归，更不会随他留在蜀中。所以钟会作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只能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由于国家长期分裂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统一确实是人心所向，司马昭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这场叛乱，稳定了蜀中的局势，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和人民要求的。
五、实施正确的治蜀政策。
司马昭平蜀以后，面临如何治蜀的问题。因为蜀汉政权虽遭覆灭，但益州地主集团尚有相当的力量；而且此时蜀之南中、巴东等地还在继续抵抗，不肯降服。“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非步卒所涉，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注引“孙盛曰”。作为政治家的司马昭懂得如果单纯使用武力，采取军事压服手段，并不能迅速消灭蜀汉残余势力。因此他根据蜀中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巩固他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首先是缓和蜀地的社会矛盾。蜀中百姓在刘禅统治下，赋役负担极其沉重，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战士”，七家民户养活一个“吏”，这样沉重的剥削，当然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司马昭平蜀伊始，就立刻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以苏民困。他还“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用经济上的优待政策，鼓励益州士民迁徙到中原地区去。
其次，为了防范蜀汉政府卵翼下的残余势力在益州东山再起，同时也为了满足益州土著集团驱逐外来势力的要求，在公元264年，司马昭把蜀汉政权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中原地区，给他们官做，有的还赐以爵位，如“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因此也可以说，他们的势力已随着蜀汉的灭亡而撤出益州了。
复次，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因为刘禅虽系亡国之君，但其统治蜀汉已达四十余年，在益州地主集团中尚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例如蜀汉南中都督霍弋闻“成都不守，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耶。‘“《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由此可见，对刘禅如何处置，关系到益州地主集团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杀，蜀汉士大夫则不但不会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反而有可能与之为敌。司马昭洞察其情，故对刘禅十分礼遇。他奏请魏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其”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又予以优厚之俸禄，”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并以魏帝名义下诏褒奖刘禅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司马昭还设宴招待刘禅，又问他”颇思蜀否？“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此事诚然确实反映了刘禅昏庸驽下，忘掉了亡国之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不也表明了由于司马昭对刘禅的”归命之宠“，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故刘禅才有”乐不思蜀“之谓。
由于司马昭实施了正确的治蜀政策，蜀汉各地郡守纷纷归降。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士”请降，并向司马昭表示，“是以委质，不敢有贰”。《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昭不烦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东太守罗宪“得后主委质问之”，亦感恩怀德，放弃死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王”。后来当孙吴大军“起兵西上”，欲乘机兼并蜀地之时，罗宪“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誓死坚守，并表示宁愿效忠司马昭“毕命于此”，而“宁能为吴降虏乎”。《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襄阳记》。最后终于打退了吴军的围攻，保卫了疆土，为司马昭立了大功。这样，益州地主集团就完全被司马昭争取过来了。由于他们的归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区以后成了西晋伐吴的基地。司马氏凭借天府之国的人力和物力终于灭掉了孙吴。由此可见，司马昭的治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司马氏、曹氏集团优劣论
综上所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弑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其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会，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马昭千百年来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史观，更不以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为是非准则。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昭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酒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