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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宁可弃关中而不顾，其篡晋不久，长安就再度沦于胡人之手。
与东晋国力相比，蜀汉远不如之。故诸葛亮北伐，始终不肯弄险。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以图“分裂蚕食”《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广拓境土”《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从政治局势、地理及人和条件来看，陇右地区确是曹魏统治区域的最薄弱一环，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诸葛亮认为“平取陇右”，即可稳操胜券，“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督，“一军皆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秘的面纱绝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廿二史劄记》卷六“荀彧传”条。，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我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一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为罪状，反而应视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天厌汉德久矣”，《后汉书·孝献帝纪》“论”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同上。，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帝王宁有种乎，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诸葛亮长寿，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而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
《光明日报》“史学”版（2004年12月14日）等报刊曾摘录过我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不久，众多网站纷纷转载，并将题目改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此文被各网站及众多媒体刊载报道后，引起了广大文史爱好者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大都表示无法接受拙文的观点。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于2005年2月22日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详见本章附录2）。为此，笔者再作辨析，冀望能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专家们最主要的不同见解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后来从丢失荆州到走麦城，时间很短，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象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的。
我认为，关羽孤军北伐，攻打襄樊，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稍懂三国史的人皆知，诸葛亮《隆中对》的决策是，待天下有变，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长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顾。而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仅是蜀汉的偏师，在益州主力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以偏师攻击强大的曹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况且，此时孙刘两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势。若不是曹操进兵攻打汉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已几乎诉诸武力，刀兵相见。关羽出兵攻襄樊，荆州城防必然空虚。在此情况下，当然要防范孙权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机偷袭荆州，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且十分重视孙刘联盟的动态，难道他会掉以轻心？关羽虽为荆州军的主帅，但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诸葛亮明知关羽北伐的条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相违背，为何不尽军师职责，力加劝阻，此其疑点之一也。
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极为重视，其坐镇洛阳，日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据笔者爬梳史料，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