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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直接总结过一二三四。只是明确了做事的态度：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明确了做事需要达到的效果：和，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只是明确了做事过程中要把握的两个原则：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500年了，中国人一直在用这一套工作伦理，不清晰，但是实用。理论太清楚了，流氓的种类太多，混账事情的种类太多，不能套用，不实用。2500年过去，即使现在中组部选拔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把上千亿的国有资产交给某个五十来岁一百多斤的胖子，仿佛两千年前，秦王把全国一半的精壮男子交给王翦去灭楚国，用的不是平衡计分表（Balanced Score Card）或者关键业绩指标（KPI），用的还是大拇指原则：这个人可不可以托三尺之孤，寄千里之命。
中国人的性爱观，比较矛盾。宋明以前，乐生，人活天地间，顺应自然，尊重人欲。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影院，天黑了，农民们喝几杯自酿的米酒，院子里和自己身体里的虫子都在鸣叫，于是彼此娱乐各自的身体，缓解一天的疲劳，制造新的劳动力量。城市里的文人和官员到青楼和寺院，做诗饮酒，商议国家治理边防漕运。歌妓和女道士比花还香艳，穿戴着当时最先进生产力制造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钻，吟唱着“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水平。在自然规律面前，孔丘自己也无可奈何，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即使孔丘本身也是这种性爱伦理的产物，《史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野合而生。到了宋明，国力狭促，理学盛行，讲究灭人欲，存天理。不是你老婆，看一眼都是不道德的，想一下都是罪过。有个笑话讲，一个理学信徒一辈子不上街，因为人上街则淫具上街，带着淫具在街上溜达，天理何在？文革时候，情况类似，衣服只有绿色和蓝色两种，偶像只有毛主席一个，男女手拉手，就是耍流氓。改革开放之后的性爱观，介于宋明之前和宋明之后的中间。白天在街上手拉手的还是很少，CEO们也基本都有老婆，但是中国二线城市以上，汇总起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色情业，这些服务产值由于没有包含在官方统计数字中，中国的GDP被严重低估。一天中最有效率的时间是在这些地方度过的，最重要的业务是在这些地方谈成，一个CEO教导我：“在中国做生意也复杂也简单，复杂到拜佛不知道庙门，简单到ABC，烈酒（Alcohol）、美女（Beauty）和回扣（mission）。”
CEO们最近的潮流是每年去寺庙里上上香，吃几顿斋饭，住几天斋房，忘掉ABC，养肝固肾，想想公司未来三五年的战略和组织结构。有个老总上完香之后，问过我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人应该用一生去明白欲望就是虚幻呢，还是用一生来追求一个又一个欲望的满足？”
文章千古事，70尚不知
冯唐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心如城市，到处是挖坑刨路、暴土扬烟地奔向小康和现代化。普遍而言，浮躁时代中最浮躁的是媒体和评论。电视和电脑，两只老虎一样吞噬闲散时间，做评论的全然不占有资料，闭着眼睛一拍脑袋，就开始像北京出租车的哥一样，指点江山，说谁谁谁是朵莲花谁谁谁是摊狗屎。
真正的文学用来存储不能数字化的人类经验，是用来对抗时间的千古事，总体属阴，大道窄门，需要沉着冷静，甚至一点点没落。文章再红，写字的人上街不需要戴黑墨镜，书再好卖，写字的人进不了《财富》杂志的富人榜。浮躁的媒体和评论中，最没想像力的就是文学媒体和文学评论。雌性写字的，眼睛和鼻子基本分得开，就是美女作家，胸比B罩杯大些，就是胸口写作。雄性写字的，裤带不紧风纪扣不系，就是下半身写作，有房有车有口踏实饭吃，就是富人写作。进一步演化到近两三年，这些名词都懒得想了，1960至1969年生的，就是60后，1970至1979年生的，就是70后，1980至1989年生的，就是80后。
文学其实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
科学讲实证，宗教讲信不信。科学和宗教之间是哲学，在脑子里在逻辑里讨论时间和空间。科学、宗教、哲学的侧面是文学，在角落里记录人类经验，在记录的过程中抚摸时间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巫师，身心像底片一样摊在时间和空间里，等待对人类经验的感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有写字的，二十岁前就写完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后再如何喝大酒睡文学女青年，身心也变不出另一卷底片，于是用漫长的后半生混吃等死。也有写字的，度过了漫长的吃喝嫖赌抽的青春期，四十岁之后，发稀肚鼓，妻肥子壮，忽然感到人生虚无，岁月流逝，心中的感动如果不挤出来变成文字，留在身体里一定会很快从正常组织变成肿瘤，再由肿瘤变成癌。按十年一代这么分作家，还不如按其伟大作品的数量分，同样简单，但是更加深刻，比如分为一本书作家，两本书作家，和多本书作家（也就是大师）三类。一个作家一定有一个最令他困扰最令他兴奋的东西，和年纪无关，他第一二次写作，所挖掘的一定是这个点。这个点，在王朔是世俗智慧，在余华是变态男童，在劳伦斯是恋母情结。所以一个作家的第一二本书，可能不代表他最成熟的技巧，但是基本代表了他百分之五十的文学成就，王朔飞不过《动物凶猛》，余华飞不过《在细雨中呼喊》。在从一本书两本书作家向大师过渡的过程中，王朔用《我是你爸爸》窥见了一下所谓不朽的“窄门”，然后就办影视公司去了，余华在十年努力无法通关之后，转过身，以《兄弟》头也不回地向速朽的“宽门”狂奔。D。H。劳伦斯肺痨缠身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说，他自己的一生是个异常残酷的朝圣之旅，我想起《虹》，想起《恋爱中的妇人》，黯然神伤，鼻泪管通畅，泪腺开始分泌。
如果硬扯文学和年纪的关系，文学是“老流氓”的事业。不可否认天才少年的存在，偶尔嗑药间或高潮，被上帝摸了一把，写出半打好诗半本好小说。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尽管作家的气质一直在，理解时间，培养见识，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接触一个美女，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是你倒霉，总结不出什么。接触第二个美女，又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还是你倒霉，这两个美女是亲戚。接触第三个美女，第三次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样本量有了一定统计意义，你可以归纳说，美女都是貌如天仙心如毒蝎。时候不到，胡子还没长出来，自然不需要刮，自然不知道刮完后的那种肿胀，也无从比较那种肿胀和早晨醒来下体的肿胀有什么异同。还没到四十多岁，胡子还没有一夜之间变得花白，秋风不起，自然很难体会岁月流逝。文章憎命达，等待劫数，等待倒霉，婚外恋，宫外孕，老婆被泡，孩子被拐，自杀未遂等等，安排这些国破家亡生离死别，需要上帝腾出功夫，也需要一个作家耐心等待。文字有传承，汉语有文脉，先秦散文汉赋唐诗正史野史，最基本的阅读，最基本的感动，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提80后，即使是70后，还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不论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钟书）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70后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有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傻逼，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史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化用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公安干警的严打吓没了。
70后基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