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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小小年纪的她饱受的辛酸知多少？遭受的折磨知多少？受到的创伤知多少？而她的母亲，自身难保，只能把出头的希望寄托在儿女们身上。她对儿女们倾注了全部的爱，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自然对他（她）们的行为动向倍加关注。
没过多久，母亲对兴国的行踪就有所察觉，便密切注意起来。有一天，胡桂花终于又发现女儿躲在床上专心致志地补一件衬衣。她走过去一把夺过衬衣严厉地问：“这是谁的？”
兴国不吱声。母亲生气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这是殷间的。”
兴国顶了一句：“是他的又怎么样！”
母亲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起来：“你这个小婊子，现在长大了就不听娘的话了……我不准你跟殷间来往！”
兴国毫不示弱地说：“殷间有什么不好？”
对于家庭出身，胡桂花有着切肤之痛。当年自己的出身和选择已经注成大错，无法挽回。现在，女儿又要走自己的老路，胡桂花怎能不坚决制止呢？兴国的一句顶撞，更让她怒火中烧。她将衬衫往床上一扔，冲着女儿，却压着火气语重心长地说：“殷间出身不好，难道我们还没吃够苦头吗！”
母亲的肺腑之言，母亲的监管怒骂，都不能改变兴国的初衷。胡桂花知道，同在一地，随时都可见面，光靠严管难以截断兴国同我的往来。于是她决定用最实际的办法，把我们隔开――她当机立断找到分场领导，要求调到最偏远的生产队去。
分场当然求之不得，当即拍板兴国全家调水塘头生产队。
其实，此时兴国与我并无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恋爱。在我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小妹妹。对于她给我洗衣补衣，我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勤快的乐于助人的好妹妹对一个老单身汉大哥的同情和尊重。她家要搬到水塘头去，最初也没引起我特别的注意，更不知与我有何相干。作为国营垦殖场，各生产队劳动力相互调动是经常的、正常的。
可是在兴国那边，母亲这一搅缠，反而起了催兵激将的作用。就在分场决定她家调水塘头的第二天晚上，我正在看书，兴国又默默地进了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头。这一回我察觉她坐的时间较长，神情也有些反常，就暂停了看书，回过头用一句最普通的话向她打了个招呼：“你吃了饭吗？”
她好象根本没听见我的话，却突然叫了声“殷间……”，然后犹言又止，沉默片刻之后，才接着说：“我要搬到水塘头了，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
她正了正身子，抬起头，望着我说：“要是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多好！”
这句话出自一个女孩之口，实在难为了她。可我当时并没有多想，也没特别在意，只是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并没有分开呀，我们还在一个分场，还可以经常见面的。”
她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站起身又默默地走出房门。此时，我对她的进出已是习以为常。虽然我觉得她好象心中有话，但我并没有作过多的猜测，仍继续看自己的书。
第二天傍晚，收工不久，我从食堂提了一桶水坐在床头洗脸洗脚。她又来了，就站在我的身边，问我今天换了衣服吗？我说没有。她不再说什么，却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在我的手里。
我说：“这是什么？”
她说：“你打开看嘛”。
我打开一看，纸条上写着两句话：“只要我俩心愿意，不怕旁人说是非。”
多么朴实，多么直率的表白啊！短短十四字，我已经看到了她那颗跳动的心，感受到了她那份炽热的情！她并没有离去，而是站着没动，看着我接纸条看纸条的全过程。她在我面前是那样的坦然和自信。我明白她是在等着看我的反应，听我的心声。
我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头，仔细地打量她。我突然发现，站在身边的似乎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小妹妹，而是一个成熟的不能不让人心动的女人。以前，我们虽然天天见面，但我从未特别留意过她。只觉得她是个心肠好很懂事的女孩。而在此时，我的眼睛已完全被她吸引了过去，就象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仔细地品味起来—
她中等身材，苗条而不失丰满，略瘦而仍显精神；穿着朴素而整洁得体，毫不妆饰而自然素雅；一头乌黑的头发结着两条短辫，衬着那黑白分明的双眸，配着那薄云淡雾似的对鬓，散发出少女的鲜活与美妙。我想，她要是出生在红色人家，定是一朵众目仰视的山花。
此时，我的心里很矛盾，在经历了那么多感情挫折之后，对女人，我已不太敢去想了。但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孩是这么年轻，这么姣好，这么纯洁善良。面对这样一个女孩，无论如何我不能装糊涂伤害她，我必须对她有个交待，尽管这种交待是困难的。
我说：“我是个穷光蛋。”
她说：“穷怕什么，只要我俩同心，苦也是甜！”
“我比你大十多岁。”
“我知道。”
“你妈妈不会同意的。”
“我俩的事谁也管不着！”
我还想提醒她—我们的家庭出身。但我没有说出口，我怕伤着了她。
听她几句话，大胆果断，毫不含糊，完全抛弃了女孩子的那种优柔与羞涩。我仿佛觉得，站在面前的那里是以前的那个弱小女孩，分明是一位胜我十倍百倍的巾帼英雄。此时此刻，我怎忍心口出逆耳之言？有这样一个女孩站在我的面前，用这样一种坦诚表达对我的深情，我心里不仅感到一阵震撼，更充满了感激与钦佩，真想敞开胸怀表达我对她的那句心声。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正在我为难时，我的老搭当张明志进来了，我们的对话也就很自然地打住了。
第二天，她就与家人一道搬到了水塘头。
兴国有一个好朋友，是我们队长的女儿，名叫黎香莲，家住在从分场到水塘头之间机耕道旁的一个山坡上。兴国搬到水塘头后，她就当起了我们俩之间的联络员。如果兴国想见我，就通过香莲告诉我幽会的时间地点。而每次幽会香莲还必须跟着我同去，因为我们的行动是瞒着兴国的妈妈和她全家的，需要有一个中间人暗中引线搭桥。
我们常在兴国家前面的一个小山坡下会面。每次我与香莲来到这个山坡下，先由香莲装着去兴国家探友，然后兴国以送香莲为名来到山坡下与我见面。兴国的妈妈盯得很紧，我们每次会面最多不过半小时，有时没多久她妈妈就站在门口大声唤她回去。
其实对这样的约会我心里很矛盾。因为横亘在我们两人之间的障碍太高太高，高得让我们无法逾越。我担心我们不会有好结果，如果陷得太深，一旦事与愿违，对她对我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可我又不得不去，一是我不忍心让她失望，二是我难舍她的那份真情。一个年近而立的独身男人，面对一个妙龄花季的少女，虽然心里尚有顾虑重重，但胸中的那朵爱的浪花却总是涌动不已。所以我一次一次地又去了。
胡桂花是个精明人，不久就起了疑心，老在家里审女儿的口供。逼得兴国热血沸腾。兴国唯恐夜长梦多，觉得我们的事不能再拖了。
有一天，她趁到分场开职工大会之机。特意早早地要香莲来找我，约我与她在公路上见面。
一见面她就说：“殷间，我们结婚吧！”
我说：“这么快？太突然了吧。”
她说她妈妈老逼她骂她，早结婚早让她死了这条心。
我说：“你不能跟妈妈赌气，要冷静地想想她老人家的话，老人家自有老人家的道理。”
她听了我的话，竟有些着急地说：“什么？你也说她有道理？她有什么道理？还不就是嫌你出身不好……”
说到家庭出身，她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语调显得有点低沉。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但我在此时此刻不能给她雪上加霜，我不但自己要对家庭出身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还要帮她跳出家庭出身的阴影。
我说：“你听过这句话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可是周总理说的。你知道吗？周总理也出身不好。我就不信，天下就没有我们走的路。”
我说得有点变味。此时我的情感也是复杂的。对周总理的这句话，我曾经坚信不疑。可是时至今日，运动的反复无常让人迷茫颓废。我在兴国面前说起这句话，语气虽无异常，可心里并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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