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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我心神恍惚的时侯，第二天傍晚，有从分场来的人悄悄告诉我说：“县革委来电话了，有人保了你。”
听了这个消息，真是又惊又喜。我在县里没有一个亲戚和朋友，这个来电保我的人是谁？莫非是他？对，一定是他—就是刚调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即宣传部）任组长的原南山垦殖场党委书记江专生同志。只有他能保我，只有他会保我！
江书记是个群众口碑非常好的领导。他在南山任职多年，工作深入，作风民主，正派廉洁，关心群众。他经常深入到各分场生产队，除了检查指导工作，还抽空与各类人群讨论工作得失，共商南山发展大计。他也曾多次到我的陋室与我促膝交谈。在开导鼓励我的同时，也征求我对全场工作的意见。他每到一地，群众有困难，只要他有耳闻，就一定会亲自过问。我到南山不久，就常听到有人传讲他这方面的故事。他下基层，从不搞特殊化，总是一双筷子一只碗，同我们这些单身职工一道，到食堂窗口排队打饭买菜。作为总场一把手，连自己的妻子也没安排一个象样的工作，每天与生产队职工一道，风里雨里，打一双赤脚，滚一身泥巴。在我们的心目中，江书记既有礼贤下士的长者之风，又有善于集思广益的智者之气。
我很快就得到消息证实了我的猜想，电话正是江书记打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我的困难处境的，在紧要关头，正是这个电话，给我消了灾，解了围。然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江书记还不顾下雨路滑，竟然为了我专程赶到水轮泵站工地。
记得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路上满是泥泞，又脏又滑。我正在抽干了水的围坑里担沙清基。老工人周维圣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金成，江书记来了，他在小学门口等你，要你快去。”
我把土箕一放，直奔小学而去。老远就看见江书记站在门前。我还来不及打招呼，他倒是先开了口：“老金，别着急，路上滑，走慢点。”
我几乎是扑了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叫了一声：“江书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拉着我的手说：“走，我们进教室坐坐。”
我跟着江书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那天可能是礼拜天，教室里没有一个学生。江书记与我面对面坐下，和蔼可亲地说：
“我听说南山少数同志对你有些意见，我已经给南山领导打了电话。不能群众要揪谁就揪谁嘛。我是了解你的，南山的大多数群众也是了解你的。我对他们说了，金成同志一贯表现很好。虽然出身不同，但重在表现嘛。我们都看到，金乘同志在文革中虽然是造反派，但表现也是好的，没有发现他做过坏事。错误谁不犯呢，我们这些干了十几年甚至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人还要犯错误呢。何况人家是个年轻人，怎么能求全责惫呢。老金，你千万不能背包袱。今后要加强学习，加强自我改造，好好干，党和人民是看得见的……。我就怕你背包袱，想不通，所以我考虑还是来一趟找你谈谈。希望我这一趟没白来，好不好？”
一席话如三伏的风，似久旱的雨，驱散阴霾，感人肺腑！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使劲忍住不听使唤的泪水。
从此，虽然运动仍在深入，我却一直安然无恙。但是我心里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过了关。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每次召开干部会议，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我的问题，好象不揪出金成就是革命未成功。其实，这些人对我也并非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文革的风浪把我们推向对立的两岸，误会和怀疑总让他们耿耿于怀，以至积累成了满腹怨气，一有机会就萌生一泄为快的欲念……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安然无恙，这要感谢分场革委会主任傅应农同志。每当有人提出我的问题，傅主任总是很巧妙地回应他们。
傅应农同志是二分场原党支部书记。他文化不高，但思想缜密，工作稳重。运动中他从不把我另眼相看。有时晚上开完会，他既不回家，也不到自己的办公室睡觉，却挤到我的单人床上，东西南北地扯上半夜。
有一次他对我说：“有几个人总想搞你，我就对他们说，要搞可以，你们先报材料到分场来研究。我不相信他们能搞出你的什么材料来。你放心，不要怕！”他这一招可真妙，既不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又不露声色地保我过关……
那年月，运动设完没了。当一场运动尚未结束，另一场新的运动早已在酝酿之中。一旦开始，来势凶猛，人心惶惶。
三查运动眼看就要结束，有一天又不知在哪里突然发现了现行反革命份子和现行反革命组织。先是揪出了一个，接着就以等比数列上升，一群一片直至不计其数。
南山的现行反革命是从外地报过来的。一接到报案，各级革委会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连夜成立专案小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夜将报出来的所谓反革命分子捉拿、审讯……其行动之迅速，气氛之紧张，部署之神秘，让人不寒而栗。
这次运动情况之复杂也非三查运动可比。所谓复杂就复杂在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上没挂牌，头上没写字，全都在暗处。而且事先又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因此，要做到除恶务尽就只有靠审讯这一杀手锏了。
南山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个知识青年，据说在反革命组织中是个军长。抓他的时候，他莫名其妙，不知何故。审问他，起初他什么也不承认，说根本没这回事。
人家举报了你，无产阶级革命派抓了你，你还如此的不老实交待，企图蒙混过关，在这火头上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吗？运动刚刚开始，第一个就拿不下来，这无产阶级的铁拳不是显得太软弱无力了吗？以后的运动还怎么深入下去？经办人拿什么向领导和群众交待？这种死硬分子是不动大刑不心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于是，一顿皮肉之苦在所难免。他终于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承认自己是军长。
反革命军长！这还了得！于是又是一顿暴打。这一回是出于阶级义愤，打的是他的十恶不赦！
既然是反革命军长，文章可就大了。首先，你的反革命组织叫什么名称？既然你是军长，你的上司是谁？你的手下又有多少个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最初是谁发展了你？你又发展了谁？……？要一个个报上名来。到这份上不报行吗？
那时，“反革命”三个字一旦牵扯到谁头上谁就难过这道关。你不承认不行，因为人家举报了你，不承认就是抗拒，就要从严惩处。承认了也不行，既然自己承认了是反革命，那么你就必须回答后面一连串的追问。有些意志薄弱者熬不住严刑逼供，就昧着良心乱报一气，致使在一段时间内反革命分子多得惊人。不管多坚强的汉子，一但上了这个黑名单，就意味着大祸临头。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含冤而死的。六八年夏季，有一个外村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审讯时，他经不住吊打跪压，报了许多人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他报的其他人都是贫下中农，只有我父亲是地主分子。在那个年月，地主分子又加上现行反革命，万死也难抵其罪。当即被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连夜进行审问。
父亲本是个厚道人，性格倔强。他知道不承认是反革命只死自己一人；为了自己苟且活命于一时，乱攀乱咬，就有可能要害很多人。所以不管人家怎么用刑，他都咬紧牙关宁死也不乱说。第二天清早，大队就通知家里去收尸，说是畏罪自杀……。
随着运动的反反复复，有一种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为了免受眼前的皮肉之苦，也为了整治那些无知的恶棍，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承认是反革命；你问我反革命组织有哪些人，我就把在场的那些整人最凶狠的家伙都报上；你要是争辨否认，我就煞有介事地说出你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时间地点，甚至还编造出你在何时何地说了什么反动话，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叫你有口难辩。所以，当时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今天穷凶极恶整别人，明天就听说别人在整他，而且整得更厉害。
那期间，我比任何时候都胆战心惊。如果有人要害我，把我的名字报上，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不过，总算万福万幸，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