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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端给我。
她的举动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勇气。我接过碗，鼓一把劲，咕咚咕咚竟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也许有人要问：“你对她的话为什么会如此服贴顺从？”
她叫李春花，下放知青，与我同在二分场。我们虽不是同一个生产队，却常有人对我说起她对我的一些事情。她的队长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三查运动以来，免不了有人对我品头论足，其中不乏贬损之词。她的队长也属贬派之列。每当听到这位队长对我略有诽言，她就要接口顶撞，为我辩护。有时竟与队长争得面红耳赤。听到这些传闻，作为一个身处逆境的男人，岂会无动于衷？
眼下，我正心冷意寒的时候，她又送来温暖和关爱。别说是一碗驱冷御寒的白酒，就是一碗毒药我也会陪她碰碗干杯。
当时，我喝了春花送来的酒，很快就铭酊大醉。她也醉了，只听她说了声：“殷间，我们回去。”之后不知是她还是别人一直搀着我回到住处。在工地施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罗总指挥仍派了我的好友徐真和服侍了我一个晚上。
第二天听人说，这天晚上我一直哭到天亮！千古艰难唯一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醉酒。却在这一醉之夜流掉了我一生的大半泪水。在别人眼里一惯乐观的金成居然哭得那样撼天动地，真有些不可思议。说实话，至今我也说不清当时的我为什么会这样？
年轻的份子和准份子们大多是突击队员，那些年老的份子，虽然拖不动沙包，下不了激流，但仍有许多事情非他们莫属。其中我知道他们做得最多的是这样一件没有定时，没有安全，更无报酬的事情：
根据设计要求，石坝每隔一定距离就要留一个宽约两米的出水口，以备蓄洪和泄洪之用。施工期间，每个缺口处架着几块厚木板，供民工抬料运石往来行走。冬春季节，雨水无常，只要上游下雨，江水必涨。如若江水漫过坝面，那些架桥的木板就有可能被大水冲走。因此，不管白天黑夜，只要逢雨，就要派人上石坝把木板搬开置于高处。这件事就成了那些老五类份子们的“专利”。
搬开那些又厚又长又重的木板并非易事，既费力又危险。如果是在平地上搬运，哪怕千斤万斤也不难运作。可这是在横贯江面的石坝上。坝面宽仅一米左右，缺口一边只能勉强容纳两人。如果要将木板移到南面，北边的人只能伸长手将木板移到一定位置，然后一声口令，北端的突然手一松，南边的猛力向后一拉—全部动作四个人必须同时发力，丝毫不差，木板才有可能安全拖到南岸。如果四人中有一人稍有差池，木板失去平衡，一端因重心倾斜触及水面，那猛如瀑布的冲力岂是两位老人所能抵挡？其后果必然是木板被巨浪冲走，人被木板打下石坝卷入急流。我就曾目睹过这样的一幕惨剧。
那天清早下大雨。老五类份子们和往常一样，很早就到坝上去搬木板。约六、七点钟就听说有人被打下了水。很多人都赶到江边去看热闹。我钻过人群挤到石坝上离现场最近的地方。只见距缺口不足十米的江面上，有一个人抱着一根毛竹，随着漩涡打转转，嘴里大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呀……”
听说打下水的有两人。另一个一落水就不见踪影。大家都说那人必死无疑。因此也无人去看，无人去找。可眼前这个浮在水面的活人，那凄厉的呼救声分明是从他那里传来的；岸上几百人的眼睛分明都在盯着他。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动手救他。据说也有人不乏怜悯之心，出面清示就在现场的领导：“救不救？”领导也没说不救，可是不知是误解了领导的意图还是临阵胆怯，最终还是无人下水救人。
人们有理由冲我问：你老金不是有舍已为人的雷锋精神吗？为什么见死不救？我不动手倒不是因为我不识水性。其实无需下水也可救人。只要抛去一根长绳或伸过一支长篙，让那人抓住或套在身上，就可拉上岸来。我相信在现场的人，一定想到过许多救人的方法，但谁都没有说出来，更无人行动。就象是在看一条讨厌的被主人扔下水的埃す贰�
我不说也不动的理由很简单。那些年，我连自己的父亲母亲也要划清界线，怎么能去救一个挂着黑牌的地主分子？如果是救贫下中农，那是一种无产阶级感情；救一个阶级敌人，那叫什么感情呢？人家给我扣顶再高再大的帽子也不为过，对我进行再深再刻的批判也就有理有据……。那种顾虑，今天的年青人也许是无法理解的—再多的顾虑也不及一条人命啊……。江中的人在漩涡中打转，围观者越来越多，呼救声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只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眼看着那双抱着毛竹的手一松，一具尸体便象一条死狗随着翻滚的江涛沉浮漂荡……。
此时，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众人以为死无葬身之地的另一份子却从远处沿着江岸摇摇晃晃地走到众人面前。这突然的情景，倒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是打个招呼还是不打招呼？是过去扶他一把，还是别靠近他？当然更无人会祝他一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话……。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大难不死的五类分子，是因他懂水势才幸免于难。原来，凡大水汹涌处都是水面漩涡重重，水下激流涌进。这位大难不死者就是利用这种水势，一落水就钻进激流，顺流而下至缓水处游上岸来。这才摆脱了死神的追捕，捡了一条命归。
谁会去同情一个敌人呢？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文革开展近三年，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阶级敌人越斗越多，黑色营垒由原来的四五类发展到后来的十类以上，其人数更是呈直线上升。那年月在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中，所有斗争对象都被描绘成最危险、最反动、最凶恶、每时每刻都在梦想翻天的牛鬼蛇神。因此，阶级斗争必然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革命形势所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对每个革命者的基本要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丧失警惕，稍有麻痹，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要变色，贫下中农就要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革命人民就要人头落地！在如此严峻，如此耸人听闻的斗争形势下，那个老地主在江中被活活淹死，那是死有余辜，还省了一份口粮，少费一颗子弹。
我也曾无数遍地涂写过、高呼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时候，一夜之间，地富反坏右等各类另册份子全都摘帽。这些人昨天还被人踩在脚底下，今天就从地上爬了起来，跟正常人并肩而立，平起平坐，我真有点担心他们能否适应，万一有人失态，做出一些蠢事来，岂不有悖于党的一番好意？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百分之百的多余。那些曾被当作洪水猛兽打入十八层地狱几十年的生灵，突然来到阳光下，其实与所有的常人并无多大差异，在他们身上不但找不到一丝反骨，更看不出半缕杀机。看到的是他们与所有人一道，共为现代化建设献身出力，听到的是他们对党、对新的党中央的由衷感激……！…
随着三查运动的深入，墙头终于出现了“坚决把金成揪出来示众”的大幅标语。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工地抬石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早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时，心里还是泛起一阵恐慌，心情立刻变得悲凉起来，脑子里嗡嗡直响，乱哄哄地浮现出许多坦然和愕然、侥幸和不幸的幻觉，双脚也象灌了铅一般，只能沉重地彳亍而行。
本来，多数这类标语都要在揪斗对象前面加上各种帽子，如在名字前加上“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等等。可是这条标语只写了“金成”的名字，前面并没有冠以任何头衔。我摸不透这是什么意思，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扪心自问，悔当初我走错了一步，但这一步我并没有走得太远。说我有错，恰如其分；如果说我有罪，那就言过了；如果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处置我，那就太苍天无眼了！
根据惯例，标语一出，接着就会采取革命行动。可是我的标语出了一天，直到下午、晚上仍无动静。第二天也快过去了，还是没有风声。我心里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要揪就快点来吧，这样悬着太煎熬人了。反正要过这一关，早过晚过都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