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如我其他藏书藏画的劫难，四十多年来安然无恙睡在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居然封皮完好。也不知这期间可曾有学者借阅过。打开封皮，看到半个世纪之前我那拙劣的笔迹：
天书
弟子萧乾虔读
一九四0年初夏，剑桥
（可以看出当时我对乔伊斯是多么顶礼膜拜！从“天书”二字也可知对我来说，它有多么深奥。）
下边还有一段描述当时我的生活及环境的话——字迹已经淡得有些模糊了。写的是：
“联军因比（利时）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战场时，身为外国男性，每早六点前、晚八点后即不许出门（女性为十点半）。读此书以消磨日子。”
两本书的边页上都满是读时做的笔记或注释。
几年前，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又从胡适的书信中找到一九四0年六月三日我从剑桥给他寄去的一个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写道：
“此间＇指东方学院＇工作已谈不到，心境尤不容易写作。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James Joyce＇乔伊斯＇的Ulysses＇《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见《萧乾书信集》第157 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封不知怎么会保存下来的信说明那时我就认为这本书应有中文译本，而且会对创作界有影响。同时，我也充分意识到它的难度。然而我并没考虑过自己动手去译它。
今天，同洁若译起这本书来，我仍然相信它会对我国小说的创作界有所启发。由于国情以及传统的不同，我不认为我们应全盘接受这一技巧。任何技巧都只能由作家本人去匠心独运。但我们需要扩大文学视野，绝不可自我封闭。
译林出版社已请爱尔兰文学研究者陈恕教授在编写一本《〈尤利西斯〉导读》，这里，我就仅向读者做一些关于本书的简单介绍。
二
爱尔兰和挪威都是欧洲边缘上的小国，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都坚持保存自己的文化，抗拒异族的同化。乔伊斯写《尤利西斯》时，爱尔兰还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邦。
乔伊斯和易卜生都出身富有，家道中落；都是先笃信宗教，后来叛了教。有些人认为《尤利西斯》中有易卜生的影子。我在读第十五章时，就常联想起《培尔·金特》中的妖宫那一幕。
一九00年乔伊斯还在读书时，就在英国文学杂志《半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易卜生的《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的评论：《易卜生的新戏剧》。那是乔伊斯的处女作。接到稿酬后，他去拜访了一下刊物的编者。看到作者竟这么年轻（18岁），主编大为吃惊。
易卜生当时有一位英国朋友威廉·阿切尔。此人是《易卜生全集》最早的英译者。乔伊斯的文章发表之后，阿切尔曾在给易卜生的信中提过此事，可能还把那份《半月评论》也寄给了他。在回信中，易卜生表示他因不谙英文，不能一读乔伊斯的文章。但他请阿切尔代他转达一下谢意。
阿切尔照办了。乔伊斯听到这位大师对他如此赏识，大为兴奋，就立志学起挪文。转年他先用英文拟了一封致易卜生的信稿，然后又自已译成“鳖脚的”挪文：
“听到阿切尔先生转告您的话，我自是十分感动。我很年轻，是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倘若您设想一下您自已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听到一位您所崇拜的先辈（像您在我心目中这样）对您表示的厚意，您就会了解我对您的心境了。唯一遗憾的是我那篇文章写得十分草率，我理应写得更好些，才配得上您的称许。相信文中必有不少糊涂处，我也不再为自已辩解了。我这样一个毛孩子的胡乱评论，可能会使您生气。但我相信您宁愿倾听一个头脑过热的人瞎扯，也不愿听那些神经麻木而彬彬有礼的人那模棱两可的应酬话。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在大学里喊出您的名字。这里有些人对您毫无所闻，有的则阴阳怪气。我提出您在戏剧史上应有的地位。我阐述了您的卓越——崇高的力量，也指出您的讽刺多么锋利，以及您在技巧上的运用和您的作品多么完美和谐。您会以为我这是英雄崇拜吗？不然，在辩论会上，当我谈到您的作品时候，大家都洗耳静听，没人叫嚣捣乱。
“人们总是把自己最珍贵的保留起来。我并没告诉他们何以您的剧作使我感到如此亲切，也并没提您一生的战斗和胜利怎样感染了我，没提到您在探索人生奥秘上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您对公认的艺术教条规范的彻底蔑视，以及您决心走自己的路的英雄气概。
“作为新一代的人中曾受过您的教诲者，我在此向您致敬——不是谦卑地，因为您大名鼎鼎，而我则是个无名小卒；也不是懊丧地，因为您是位老人，而我还年轻；也不是冒昧或伤感地，而是欢欢喜喜地。我怀着希望和爱慕之情向您致候。”
詹姆斯·乔伊斯
1901年3月
乔伊斯认为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种青春的执拗的美，像一股劲风向他吹来。他崇拜易卜生在艺术上追求真实，对人生则超然独立。他欣赏易卜生缜密的逻辑，佩服他敢于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在易卜生的剧本中，乔伊斯最倾心的是《培尔·金特》。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在日记中写道：“吉姆＇注：乔伊斯的爱称＇告诉我，他想把《尤利西斯》＇ 注：当时还只是一个短篇，想扩大为一部长篇 ＇写成一个都柏林的培尔。”从整个作品的脉络看，确实是这样。布卢姆也像培尔那样，离家外出流浪，只是《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只走了十八个小时，而培尔则浪荡了一生。最后，两个人物又都回到妻子的身边。《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斯蒂芬和培尔一样，也充满了幻想。两人都在母亲弥留之际，仍然拒绝皈依宗教。五幕诗剧《培尔·金特》中也有一些内心独白。有时通过琐事来抒发人生哲理，如培尔剥葱那一景以及对地球讲的那番感慨万分的话。读《尤利西斯》第十五章，最使人想到易卜生的影子。酒醉之后与妓女厮混的斯蒂芬多么像妖宫中的培尔！山妖听到教堂钟声和索尔薇格的歌声，就一哄而散；斯蒂芬则被布卢姆救了出来。乔伊斯还曾于一九一八年写过一部题名《流亡者》的剧本，描写一对未婚男女带着个六岁的娃娃从意大利返回都柏林。人虽已归故土，精神上却仍处于流亡状态。
乔伊斯和易卜生最主要的共同点还在于两人都是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叛逆者。乔伊斯于一九0 五年在给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就曾说：“你时常反对我的社会主义倾向。难道你不能清楚地看到对无产者解放的拖延吗？教会分子或贵族或中产者的反动就意味着各种虐政的恢复。看来在欧洲重新恢复教会的权力就等于回到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自然，耶稣会士在给叛教者施轮刑或把他们拉上拷问台时，并没使人折腰。”（见理查德·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97页）
一九三六年乔伊斯对人说：“爱尔兰不喜欢我，正如挪威不喜欢易卜生。”他们二人在描绘各自社会中的人物时，笔下确实都毫不留情。然而今天，他们二人却又都成为各自国家——以至世界的光荣。
乔伊斯是怀着对于他所处的环境强烈的不满而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一九0 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娜拉的一封信中，就谴责了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甚至自己的家庭：
“我从心中摒弃这整个社会的结构；基督教，还有家庭，公认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社会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我怎么能爱我的家！我不过是来自一个为遗传下来的挥霍行为所毁坏的中产阶级。我母亲估计是被我父亲的疾病以及历年的苦恼折磨而死的。当我望到她躺在棺材里的那张脸时，我看到的是那么灰暗，为癌症所折磨的脸。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脸。”
当时他与这位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娜拉相识才两个多月，真是满腹牢骚。接着他还写道：“六年前我脱离了天主教会。我对教会恨之入骨。我发现由于我本性的冲动，我不能再属于它了。我在当学生时就曾偷偷反对过它，拒绝为它任职，因此而沦为乞丐。但是我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如今，我用笔和口公开反对它。”（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69一170页）
天主教会之外，乔伊斯还痛恨异族统治者——英国。全书许多处都从正面或侧面写到这个“家里的陌生人”。当时，都柏林社会贫富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