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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纸要让自己的钱花得值，要确保得到小道消息，无论真假。比如他说我们如何在开往苏格兰的火车上做爱。
老兄，在你的梦里吧。还说什么满足不了我。但是难道你真的想让你的爸爸在吃早饭的时候读这种东西吗？
这真可怕，就像你家的房子被盗了，甚至比这还要糟。
斯图亚特，感谢他，确实不错。他绝不会做那种事情，他说。
而且我相信他。他还不知道大卫的事。
两天后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坚持要见大卫，西蒙说过，这肯定会传出去。确实如此。摄影记者就等在他沃斯利的家门外。这就像打伏击。肯定有人走漏了风声，不过说实话，我真的很高兴。既然公开了，西蒙也就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见面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以至于假如西蒙说你们一起到警察局的号房里坐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去做的。
当我的世界突然缩小到好像豌豆大小时，“辣妹世界”
却长得越来越大。我们再次回到美国，参加“周六夜直播”节目。自从1975年开播以来，“周六夜直播”已经变成了一档深受喜爱的节目——它确实是一座喜剧舞台，任何在娱乐业有影响的人如果可能的话都要来这个节目。“辣妹”那张专辑在美国已经卖出了两百多万张，而且仍然在攀升。
“周六夜直播”确实如它所说：直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从前一直做的那样合着录好的音轨对口形。现在很少有人在电视上现场唱歌了——这样做风险太大，出来的效果听起来可能奇差无比——这与会不会唱歌没关系。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皆为甲壳虫乐队的歌手）抱着吉他往那儿一站的年代早就过去了。
但是那时当诺埃尔·加拉格（“绿洲”乐队的成员之一）在首都电台获现场表演奖时，他攻击“辣妹”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现场音乐会啊？
那时“绿洲”乐队仍然很强大，这一席话传遍了全世界。
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都是受过训练的表演者，现场表演正是我们的强项。只不过我们没有在公众场合这么做而已。
在现场表演中，你担心的不是你的声音，而是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音响以及你和音乐师之间的和谐。
“周六夜直播”的传统是用他们内部的音乐师——这很好；这不像我们找来自己的乐队，因为结果可能会乱成一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排练时间。现场演唱和合着录好的音轨演唱是截然不同的。首先你不可能那么精神饱满。
节目定在4月12日，星期六。我们演唱《偶像崇拜者》和《说你会在那儿》——纪念和马特、毕夫、艾略特·肯尼迪在一起的那些时光。节目进行得不错。但并不精彩，本来有可能更好一些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做了。在心理上我们需要这样做，尤其是当我们的下一次现场演唱将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面对的将是查尔斯王子和大卫·贝克汉姆。
我3个星期没有看到大卫了。虽然我们一直在电话里交谈，但是我几乎无法忍受。先是美国，然后去台湾和巴厘岛做更多的宣传，也去见见一些获奖者。在台湾，我真的在电视上变起了戏法。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们去了设在我们旅馆地下室的一个非常寒酸的俱乐部，和着Abba的音乐跳舞，姑娘们送了我一只“蒂芬尼”手镯。至于巴厘岛——哦，这一切听起来那么浪漫，但是，最好还是在伦敦东区给我一块停车场，让我和大卫·贝克汉姆在一起，无论在哪一天都行。
西蒙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少地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曼联迷，以至于他开始扮演起马戏团演出指挥的角色来。
我和大卫见面以后几个星期，他就建议我们出去过几天。到意大利他熟悉的一家很棒的旅馆去。所有预订的事他来做，他说，同时看了我一眼。这将完全用化名。他基本上是在安排我们做爱的第一个地点。我感觉到他在希望我说，哦，谢谢你，谢谢你，西蒙。但那是我不想让别人来为我安排的一件事。
5月3日，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去看客场对莱斯特城队的比赛——当然是“色情”·皮特提供的票——这一次我带上了我妹妹。
大卫知道我要来，但他解释说我们将无法见面。我无所谓。虽然那两次我去了切尔西和老特拉福德，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看到他踢球，没有真正看到他，只是知道那是他，知道正进行着什么。我也知道足球对他有多么重要，而我确实也想理解这一点。
事实上，我真的看到他了。西蒙和榛子街球场的什么人谈了，安排我在一间办公室里“更衣”。然后他就在大巴边上等着，当他看到加利·内维尔的时候，就对他说告诉大卫如果他想和我呆五分钟的话，大卫可以这么做。
那情形真古怪，和一排排的柜子在一起，像是办公室的爱情故事。大约只有5分钟，有人敲门。是加利。
“你最好现在就来，”他隔着门说，“那老头儿在车上。”
5月13日，我们参加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一台大型综艺慈善演出——我们将演唱《偶像崇拜者》和《妈妈》。其他姑娘将于演出当天的早晨抵达，而我说我想前一天晚上就去。西蒙像往常一样摇着手指，他说好吧。
接着他又让我记住要低调一些。
维多利亚·威廉森，她为西蒙做事，反正也要早点去，她会盯着我的。或者西蒙可能这么想。
我们在米德兰旅馆预订了房间——一家非常漂亮、老式的旅馆，带有一个非常漂亮、老式的后门。我给大卫打了电话，指点他如何去那儿。
“不要忘了，”我说，“低调一些。”
因此我在那儿按约定的那个时间等着，突然一阵急刹车，这辆扎眼的金属蓝宝马在后门停了下来，车篷敞着，音响震天价响。金发垂在太阳镜上的这位男人嘟嘟地摁着喇叭。那就是大卫的低调。
9点钟。10点钟。时间越来越晚。我的意思是，这真可笑。
我又不是13岁，还要人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回家。11点的时候，我给托莉（此处指维多利亚·威廉森）打了电话。
“瞧，”我说，“如果我不回去，你会说什么吗？”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和西蒙没关系——这件事我要绝对保密。
“只是你一定要保证在其他人到这儿之前回来，”她说。
因此第二天早上非常早，大卫把我送回了旅馆。我悄悄地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把床上弄得乱七八糟，好让人觉得我整夜都在那儿，就像电影里常做的那样。
“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是一项慈善活动，在曼彻斯特歌剧院举行，要求宾客穿半正式礼服。大卫和其余的球员都在邀请之外。因此所有其他的球员都系着黑色领带到场，除了大卫。当然，他其实也系着黑色领带，只不过他同时穿着一件黑色衬衫和一套颜色像勃艮地葡萄酒的“古琦”西服，这是大约一星期前我为庆祝他的生日买的。没穿袜子。穿一双懒汉鞋。媒体就喜欢这个。
他们有些事没看到，看到了会更喜欢。第二天早晨，梅兰妮·C敲我的门要借点洗发水。我刚想开门，这时才想起我的床上还躺着个人。
“我刚洗完澡，身上还滴着水呢，”我说，“给我5分钟，我来拿给你。”
大卫没能来参加我们演出后的派对——他有一个足球方面的事要做。因此凌晨2点钟有人敲我的门时，我事实上已经睡着了。他知道我的房间号码，因为他往我那儿打过电话。他在那儿敲门，我醒了，我在想，哦我的上帝。没有化妆，头发没梳，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还是让他进来了。
“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以后过了4天，我们到了戛纳港湾中的一艘游艇上。从我们遇到西蒙起，我们就一直在谈论拍一部电影——不是那种正式的电影，其实只是一部宣传片。自从圣诞节前的早些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和西蒙的弟弟基姆一起创作脚本，马上就要在伦敦开始拍摄了。
这都是促销的噱头。我们并不需要策划什么，整个戛纳都为“辣妹”疯狂了。“辣妹”专辑刚被评为美国“金曲100排行榜”的头号专辑，那种气氛让人难以置信。
我们在法国南部进行一场演出——就在海边进行户外表演——公路上如此拥挤，乘船去真的更容易。所以我们头上围着围巾，戴着很大的太阳镜，嘴里衔着很大的玫瑰花。
非常像是在50年代，非常具有格雷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