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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的妻子说：“你再看看别处少了什么没有？哎呀，钱呢？少了没有？”
“我先看的钱柜子，一个子儿都没少，岂不让人费解……”男主人边说边挠挠头皮，又向四周看了看。
正在这时，从里边走出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问道：
“师母与师父又吵什么？”
“今天早晨我起来一看，心中咯噔一下，不好，夜里遭了贼了！谁知竟连一件东西也未少。”男主人说着，脸上露出了庆幸的神情。
男青年听后，稍一沉思，便哈哈大笑起来。女主人愠怒骂道：“该死的，你师父险些被吓死，你还笑。这些农具是你师徒一冬半春的血汗，难道少了你不心疼？”
青年解释说：“昨天太累了，是我睡觉前忘了关门。师母，真没少什么吧？”
季桓子听得清清楚楚，耳闻目睹这一切，他对孔夫子更加佩服。如此大圣大贤，让他治理这弹丸之地，不仅是大材小用，简直是明珠暗投了。
三人来到中都府衙，孔子喜出望外，设盛宴款待，彻夜交谈。
第二天，孔子又陪同视察了工场，作坊，游览了名胜。
孔子从政，瞬间成绩卓著。后人作诗赞曰：
长幼异食，强弱异任，
男女别途。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器不雕伪。
行之一年，四方则焉。
第十八章 夹谷会盟 孔子显身
“三桓”回到曲阜，将中都所见奏明鲁定公，于是委任孔子为小司空。大司空是孟孙氏世袭的官职，司空掌管全国土地兼管工程建设。孔子一上任便带领部分弟子和署衙工作人员跋山涉水，勘察土性，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然后，根据勘察所得和年轻时做委吏，乘田的实际经验，将全国土地划分成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即高原）、原隰（即平地）五种类型，再根据这五种土性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或植树造林，或发展鱼盐之利，或栽种果树，或种植各种不同的农作物。孔子任小司空时间很短，旋即擢升为与三卿（司徒、司马、司空）并列的司寇。司马迁为了区别司寇下设的小司寇而称之为“大司寇”。司寇之职原由叔孙氏世袭，掌管全国的公安司法工作。
这时，孔子大治中都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到华夏各地。于是各国纷纷派使者来中都参观、考察，回国后效法施行，即所谓“行之一年，四方则焉”。齐国是鲁国的近邻，对中都的振兴，孔子的政绩，自然十分关注，特别是孔子做了大司寇，在鲁国已经渐渐掌握了实权，十几年前的忧虑已经变为事实，于是不断有臣下谏齐景公出兵伐鲁，免得将来鲁国势强大，威胁齐的安全。
齐景公豆面耳朵，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在他看来，似乎谁的话都有些道理。晏婴临终时说，齐的威胁在晋而不在鲁，齐鲁比邻，应世代修好，以抵御强晋。晏婴还说，孔子不足为虑，因为他所热衷的一套繁文缛节，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周朝衰败，势在必然，孔子妄图用恢复周之礼乐曲章制度挽救四分五裂的天下，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即使鲁国真的因孔子秉政而强盛起来，也绝对不会威胁齐国，因为孔子一生极谨慎地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神鬼，小心翼翼地对待斋戒，战争和疾病，极力主张仁政德治，反对诸侯争雄称霸。晏婴是齐景公最得意，最尊崇，最信赖的贤相，自然言听而计从了，决定采取对鲁友好的政策。如今部分臣僚吵吵嚷嚷要出兵伐鲁，他又不以为然。他回忆当初孔子率弟子来齐求仕，晏婴千方百计不肯用他，迫使其逃离。现在看来，晏婴确乎是嫉贤妒能，怕孔子超过了自己，取代了自己。如果像晏婴所说，孔子的一套是复古倒退的东西，早已不合时宜，那么，孔子宰中都一年大治，该作何解释呢？孔子任大司寇不久，鲁国便渐渐政清民安，国势日强，又该怎样理解呢？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鲁国将与齐国对峙于东方，进而侵吞蚕食齐国，怎么能说“孔子不足为虑”呢？他后悔当初不该听晏婴的话，应该重用孔子。如果那样，何来今日之苦恼，何有今朝之虑呢？想到这儿，景公不仅在埋怨晏婴，甚至在暗暗恨晏婴误国误民了。
晏婴去世后，齐景公遵照晏婴的遗嘱，委任大夫黎鉏做了太宰。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黎鉏急于有所作为，以显示自己的才干，既取信于景公，又树威于百官，便很想用兵于鲁。然而，自己“追随”晏婴半生，甚得晏婴的栽培与重用，若无晏子的极力荐举，自己今日未必能做这位极人臣的太宰。如今晏子的尸骨未寒，自己怎么好违背他的意愿而对鲁用兵呢？所以他一直在隐瞒着自己的观点，极力在寻求着两全其美之策。一日，当齐景公征求对此问题的意见时，黎鉏说：“晏太宰乃一世雄杰，齐鲁修好可威震东方，使强晋不敢觊觎于我。鲁昭公欲除‘三桓’，兵败奔齐，晏太宰冷遇之，昭公去齐适晋。鲁之阳虎叛乱投齐，齐不纳，晏太宰扬言欲杀之，阳虎逃晋。晋已两次获罪于鲁，大王何不乘机与鲁君会盟，以祝贺鲁国大治为名，而离间晋鲁之间的关系，令鲁远晋而亲齐，对齐畏而敬之，为齐附庸呢？”
景公闻言，心中大喜，脱口赞道：“黎爱卿果有韬略，此言甚合孤意。一切烦爱卿从速筹办之。”
黎鉏见景公准奏，美得不能自抑，眉飞色舞地说道：“请大王释念，一切臣定会安排得妥当周到！”
黎鉏忙修国书一封，遣使送往鲁国，邀请鲁君是年六月于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举行乘车之会，永结盟好。书中充满了溢美之词，赞扬鲁君如何善用人，如何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如今鲁如何大治，声震寰宇，等等。
鲁定公头脑简单，无自知之明，读了齐侯国书，喜出望外，重赏来使，不及与“三桓”商议便欣然应允。
事情并不像定公想的那样简单，“三桓”的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说，齐国来书，尽是献媚鼓吹之词，可见并无实意。有的说，齐强鲁弱，且齐国向来诡计多端，突然相邀，决非善意，贸然赴会，恐为齐所挟迫。有的说，明知齐人有诈，却不能不往，不往既表示鲁不愿与齐友好，又显示了鲁国的怯懦与软弱。有的说，不去赴会，势必得罪齐国，招至干戈之祸……众说纷纭，弄得定公莫衷一是。他真懊悔自己的轻浮与冒失，然而晚矣！前次晏婴逝世，齐曾遣使赴鲁报丧，这是友好的表示，但鲁国却并未派人前往吊丧，已经失礼。如今齐侯盛情相邀，彬彬有礼，如若拒绝，再次失礼，齐则有理由刀兵问罪，岂不更糟！再说，自己业已修书与齐侯，答应如期赴会，岂可失信于诸侯！纵然是刀山火海，也得硬着头皮去闯。只是这相礼之官需认真选择，他不仅要熟知礼仪，权谋善辩，根据这次会盟的特点，更需临危不惧。只有这样，才能不失礼于对方，不失威于盟坛，关键时刻能转危为安。按照惯例，两君会盟，皆由冢宰相礼。可是季桓子年轻稚嫩，不谙世事，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恐难当此任。最令鲁定公放心不下的，还是季桓子的胆识。五年前季平子去世时，家臣阳虎手中一柄闪着寒光的宝剑，和一只翻着白眼的羊羔，就吓得他魂飞魄散，瘫作一堆烂泥，乖乖地按阳虎的旨意订盟。如此贪生怕死的怯懦之辈，怎么能充任两君会盟的相礼？孔子司寇倒是个理想的人选，就怕季桓子嫉妒，不肯相让，闹起纠纷。
其实，鲁定公又错了。自从孔子任大司寇之职以来，朝中诸事，季桓子俱都推给孔子办理，他自己倒落了个悠闲自在，整日花天酒地，斗鸡走狗。他虽不谙世事，却也深明陪国君会盟是个苦差事，国君在外的衣食起居，会盟时的问答礼对均由相礼负责，稍一疏忽，便有丧权辱国之危险，特别是这一次，要冒着十二分的风险。因此，不等鲁定公找他协商，他便主动进宫推让，荐举孔子为相礼。他说：“臣才疏学浅，不通礼仪，恐辱国辱君。孔大司寇博学多才，足智多谋，可当此任。”
季桓子说出了鲁定公的心里话，这正是定公求之不得的。但他却故意为难地说：“历来两君相会，由冢宰相礼，此乃古礼，怎好推给孔大司寇充任？”
季桓子说：“只要官为上卿，均可任相礼，并非定由冢宰担当。”
鲁定公说：“孔大司寇一向讲的是名正言顺，冢宰在朝，他恐难受此任。”
季桓子说：“主公可宣大司寇上朝，先委其代行相事，再命其任相礼之职，事可成矣。”
孔子朝见已毕，定公依季氏之言委其代行相事。孔子听后，很觉意外。齐对鲁一直存有二心，如今鲁国较前振兴，齐非但不敌视，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