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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松了一口气，一面走，一面朝这个集中营里观察。在它的大门口内有一块影壁，前面立着一个不大的白色塑像。仔细一看，原来是自由女神像，只是塑得太拙劣了，女神那暗淡无光的表情，似乎在哀叹着自己也被关进了牢笼的可悲命运！我怀着对叛徒们的厌恶走过了72集中营。
一路上，那个自由女神的影子，老在我脑子里徘徊。我想：那个站在纽约海边的高大庄严的自由女神如果看见她自己的国家正在剥夺别人的自由时会作何感想呢？
86集中营
前面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我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第86号中国战俘集中营。我们被押进大门，列队坐在广场上听候清点人数，核对战俘卡片。
这个集中营建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背后山坡上有几株没烧死的小树。小树的上方是蓝天和自由自在地飘游着的白云。小树下方是高达丈余的三层铁丝网和在两个拐角上高耸的岗楼，岗楼上重型机枪的枪口俯视着整个战俘营。营内中心广场两侧各有三个帐篷群，看来本集中营里有六个大队，在右侧帐篷群背后，有一排正在冒炊烟的铁房是伙房。在左侧帐篷群后面也有一座铁皮房子，门上有“C。I。E。”的牌匾，这是所谓的平民教育学校，“教师”是美军派来的随军牧师，也有聘请来的和尚、道士等。在大门口的两侧各有一个帐篷，右边是医务室，左边是联队部。
正当我仔细观察这个新的环境时，忽然，听见有人操着东北口音喊：“730930号张泽石，请到联队部来。”喊我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长着络腮胡子，穿戴整洁的“俘虏官”。
他把我带进联队部，负责押送我们的美军少尉对另一位美军上尉说：“这就是张。”又对我说：“本集中营总管史密斯上尉根据他的朋友泰勒上尉对你的介绍，希望你能协助他的工作。”
我转向史密斯上尉，用英语说：“上尉阁下，我很高兴能为您效劳！”史密斯微笑着说：“你来担任我的翻译官好吗？”
史密斯的个子超过一米八，年近50岁，金发碧眼，看样子他也是个职业军人。我微笑着点头同意。
史密斯把在屋里的联队部的同事介绍给了我。刚才喊我的是联队书记长郭乃坚。联队长叫应向云，联队副叫王福田。联队部有两个翻译，一个叫高化龙，另个叫安定元。还另有一个叫杨永成的小鬼担任通信员。他们都友好地向我点头致意。
我总算实现了第一步计划：利用我的外语能力，占据一个有利于斗争的位置。就这样我的集中营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接上关系
两天以后，我利用翻译官的地位，很快在第六大队找到了赵政委要我联系的师宣教干事金甫同志？他以战士身份隐蔽在一个小队里，个子本来就小，又穿得破破烂烂。很不容易为人所注意。
在一个帐篷角落里，我把赵政委的指示传达给他。他很高兴，立即向我详细介绍了86集中营内的斗争形势：
这个联队共有8099左右难友，分成了6个大队。其中，第一、四、五大队的大队长分别为王刚、戴玉书和岳天洪，他们都是坚决要求回国的好同志，因而这三个大队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另外三个大队的领导权则大部分在叛徒手里。叛徒们还掌握了“P。G。队”，即联队警备队和“CIE”学校。好在伙房和医务室全在我们手中。联队部目前处于中立状态。一个月前美军管理当局曾把72集中营的联队副、在东京受过训的大叛徒李大安调来当86的联队长。我们动员了以戴玉书为首的“弟兄会”的力量将他狠狠揍了一顿，吓得他自己要求调回了“72”。现在联队部的工作人员公开表示“严守中立”，不介入营内的两派斗争。
谈到这里，他高兴地说：“你来了，太好了！你就首先争取联队部工作人员向我们靠拢，成为‘自己人’，这对咱们开展斗争十分重要！”
我表示一定尽力去完成这个任务。我又问了目前营内咱们的地下组织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尚无统一的地下斗争组织，有一些自发的地下党团支部，因时间短，还未全部联系上。
“目前我们采取了地下和公开相结合，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策略。比如四大队的曹明、时占魁他们组织了秘密的党支部，又把戴玉书的‘弟兄会’争取了过来。‘弟兄会’则用‘反虐待争温饱’的口号，团结了上百名坚持回国的难友。叛徒们对这种类似于袍哥和青红帮的组织，一时还未弄清它的政治面目。叛徒们也在发展‘反共抗俄同盟’，自以为可以向其主子表示效忠，但完全自愿又敢于公开参加的人并不多。当前集中营内双方尚末分胜负，一些动摇分子尚在观望之中。”
金甫最后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正好抓紧时机发展斗争力量，咱们要争取把集中营内的控制权从叛徒手中完全夺过来。”
听了这些情况，我十分激动，为即将来临的这场斗争而跃跃欲试。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所面临的这场斗争的严酷性。
掌握联队部
我开始了争取联队部成员的工作。
我们联队部成员单独居住一个帐篷，比一般战俘住得宽敞多了，半个帐篷作为库房，堆了些旧军毯、旧军服、牙刷、肥皂、手巾和没有牌子的香烟等杂物，半个帐篷住我们六、七个人，垫的、盖的都比一般战俘厚些。
我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两个翻译和书记长身上，努力观察他们。好些天我难于从那一本正经的终日只谈具体事务绝对不谈“国事”的外表下，看出他们真实的内心活动。看来，他们对我也怀着戒心，不知我是干什么的，我只好主动出击。
于是，当早晚大家都在帐篷内休息的时候，我故意不经心地哼几句歌曲的旋律，如：《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走，跟着毛泽东走》等等在部队流行的歌曲，好看看大家的反应。但既没有人来应和，更没有人偷偷来请我唱下去。显然，这里的环境要比釜山十一收容所复杂和严峻得多。
用老办法不行了，我只好找机会个别交谈。我本想既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又要摸清对方的真实想法，可谈了两个都碰了钉子。我有些着急了，一天晚上熄灯后，我抱着毯子躺在高翻译身边，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老高，关于停战谈判的事你听说了吧！”
“史密斯上尉跟我说过。”老高说。
“但愿早日谈判成功，这场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你说呢？”我试探着说。
“打不打下去，对我是无所谓了！”老高漫不经心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不，早一天停战，咱们就可以早一天恢复自由。你还想老在这里受罪呀？”
“谁知今后会怎么样？我是过一天算一天。”
“不，老高，你说的不是真心话。”
老高沉默不语。
“老高，你看不出来咱们联队现在的情况么？搞不好，就快变成‘72’那样了！”
仍然没有回答。
我见他还是不吭气，便把头靠过去低声说：“老高，我看得出来，你是有骨气的，咱们总不能让那些认贼作父的坏蛋胡作非为吧！”
“老张，在部队我就是个普通群众，现在我也不想参加政治斗争，有碗饱饭吃就知足了。”
“老高，跟我们一起干吧！咱们要不抱成团，叛徒们就要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了。”
“我，我胆子小，哪边都不参加。”
“啊！”这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不料，老高又补充一句：
“老张，你放心，我也决不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好吧！”我叹了口气，“希望你再想想。”
这次谈话使我很恼火，心想：“怪不得总说知识分子有软弱性、动摇性，尽是些胆小鬼。”我找机会把情况向金甫同志谈了，他却笑着说：“大家还信不过咱们，能够表态说决不做对不起咱们的事，也就不错了。别着急，咱们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半年以后我才弄清楚老高的真面目：其实他这时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地下活动，但对我一来就当翻译甚为怀疑，很不放心我。
鸿门宴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CIE学校的通信员到联队部来找我，说：“美军伍牧师来了。我们校长请张翻译官去帮助翻译一下。”我随他进了学校的办公室。我来“86”后，还从末到这个“学校”来过，心想趁机了解一下也好。我环视一下“办公室”，没见到任何一件教学用品，只见屋子正中摆了张方桌，桌子上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