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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以后，我头顶工作的重负。许多日子拥挤在一起，丧失各自的价值。一天的忧愁蔓延到另一天，一天的工作把自己的坐椅扔到另一天，混杂的时间向前翻滚，毫无新意。增长的年龄听着一成不变的复唱，寻不到独特的个性。
如今更新我旧岁的时候到了。我将召来鬼魅的克星，每天坐在花园苏醒的窗口，等候仙人的新信。黎明将来打听我的新身份，在空中目不转睛地问我：“你是谁？”今天的姓名明天就不用。
司令检阅士兵的队伍，不细看每个士兵的脸，检阅是工作需要，不是为了观察真实——天帝创造的每个士兵特殊的面容。
同样，我看待创造，如同看待需要之锁链捆绑的一群囚徒，其中一个就是我。
今日，我将解脱。我渡海望见了新岸。我的航船不载货物，此岸的负担不带往彼岸。全新的我独自走向永新。
06 论泰戈尔的散文诗①
［印］戈斯
这一时期②，诗人一开始便尝试一种新的样式——散文诗。
虽然泰戈尔的大部分翻译作品都采用了散文诗这种形式，然而这些作品的孟加拉文原著，显然都是些出色的韵文。
那么，诗人到底为什么动手写起了散文诗呢？
人们自然会以为，采用散文诗写作与“散文”③《吉檀迦利》的成功（指英译本）有关，诗人自己也赞同这种观点（《再次集》导言）。但是，诗人创作《吉檀迦利》和写作这些散文诗，是在两个不同时期进行的，这两个时期不但间隔的岁月久远，而且相似之处也不多，诗人在这两个时期的精神气质和创作目的大相径庭，因而创作的缘起不可同日而语。他开始散文诗创作时，已是70高龄，这位已故的智者使他的读者们大为惊讶。在这种新颖的样式还风靡不衰之时，便早已有人提出批评。虽然较为年轻的诗人们为泰戈尔的散文诗大唱赞歌，表示衷心的欢迎，但泰戈尔却感觉到了敌意的存在，有必要进行辩护，于是他便站到了前台，用书信和文章的形式，阐述他采用这种新的创作样式的理由，被他说服的人寥寥无几。在《再次集》导言中，他声称他一直在考虑用散文这种手段，作为诗歌语言的最合适形式，为新时代进行创作并满足时代的需要。诗人这番表白，听起来自相矛盾，当然人们能够理解他的意旨所在。泰戈尔不但让侄儿艾伯宁德拉那特④尝试散文诗创作，而且在高度风格化的《书简集》（《随想集》）中，他自己对散文诗的创作也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再次集》是又一次尝试，但这次尝试似乎是深思熟虑的，其目的是要发现自由诗和格律诗的融合程度。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诗人的社会意图及其技能，不但要经受严厉的评论，而且还要经受文艺新潮的影响。当然，在泰戈尔沿着自己选定的新的征途上冒险前行之时，并没有受到铺天盖地的咄咄逼人的批评。然而，泰戈尔是“国际性”的，他从各个不同的源泉吸取养分，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左派思想的趋势，也注意到了欧洲大陆上各个文艺团体的最新动态。总之，他已决定进行一次飞跃，他发表声明写作书信，为自己进行适当的辩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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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为节选。
②指泰戈尔创作的晚期。——译者注③W．B叶芝，《吉檀迦利》导言。
④对许多人来说，艾伯宁德拉那特的散文风格充满诗意，但不是诗。
⑤这一切后来收在一本叫作《SahityerSwarup》的小书里，大部分文章原本都是写给年轻诗人和批评家的书信。
诗人所处的时代日益混乱，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鸿沟逐日加深，中产阶级腐朽没落，为这样的时代寻找一种正确的诗歌形式，这个任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泰戈尔是否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合适人选，以及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都值得怀疑。他时时流露或乞求实现的社会目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想。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泰戈尔的立场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的想象的最基本的形式，或者说他的风格基调依然如故，诗人与过去的最大或者说唯一的区别，便是他不再愿意使用韵律。为了让自由诗成为诗歌，韵文的必然走向也许在于其自身的自由，艾略特也说过同样的话①。泰戈尔自己感悟到（对他来说）摆脱韵律是不够的，诗歌的措词实质上戴了一层“面纱或装饰品”（泰戈尔语），而这一切，散文却可以弃置不用，这样便可拓宽诗歌的领域。上面就理论问题进行了概述，那么实践如何呢？人们可以断言，泰戈尔的散文诗只有在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平淡朴素时才是最精美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诗歌的“面纱或装饰品”，并非是轻而易举地从他的风格和手法中消失的。他的散文诗是散文还是诗歌的延伸，这很难断言；他的散文诗是否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各种不同手法的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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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S·艾略特：《庞德诗选》导言。又见，“我们越是松动诗歌法则的束缚，那么我们越能够胜利地超越这些法则，……诗人，应当戴着镣铐，优美地起舞。”（爱伦堡）
泰戈尔用这种新的风格写了四本书：《再次集》、《最后的星期集》、《黑牛集》和《叶盘集》。人们对这种尝试毁誉参半，这并不令人惊讶。诗人和读者曾经一度不知道这种尝试仅仅是游戏呢，还是在闲适和精力衰败时写出的副产品，或者是一次严肃认真的创新？模仿者到处涌现，这一现象诗人似乎早有充分的预料①。这些多产的抄袭者们极为勤奋，他们这样做尽管违背了泰戈尔本人的意愿，但他们的勤奋却给散文诗这种新的样式以极大的支持。这种样式现在已经成为了文学的一种次要形式，说它是次要形式，那是因为迄今为止杰出的作品屈指可数，当然“有趣的”散文诗样板还是不少的。因此，泰戈尔可以声称他为孟加拉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虽然他自己不久便放弃了散文诗，也许就这一点而论，他给别人带来的帮助远远胜于自己，当然这种新的风格中的某些因素，依然活跃在他后期的所有作品之中。因此，不能说泰戈尔的散文诗创作是一种思想的浪费，这种创作肯定对某些日益增涨的要求作出了答复——对改变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以促进诗歌的发展。散文诗这一时期，也许可以被当作一个无形的链圈，把他早期和晚期的诗歌连接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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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译本《再次集》第196页；《SahityerSwarup》，“KavyaOChhanda”，第38页。
与其他大多数创新者一样，泰戈尔还是散文诗这一事业的理论家，当然他并不乐意担任这一职位。当初，他在无牵无挂怡然自得的心境下，写出了散文诗的辩护词，这些辩护词似乎可以被看作他用来阐述自己观点的诗作。他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那些在热情中写下的诗作，是文学中的奇葩。他对这种尝试一本正经，对“散文”的形式极为执着，他的这种兴趣似乎显得过份热情和不自然。诗人在一个令人怀疑的宗旨引导下进行创作，他的实践很可能以失败告终。他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功，通常不是在理论的框架下实现的，诗人的整套理论，现在看来似乎更像是他自己的美好幻想，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理论是一种起跑的姿态，是一首序曲。我们很少能感受到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或者心灵的渴求，迫使诗人顺理成章地选择散文诗这种新的形式进行写作，他的辩护词只是自圆其说。当他没有什么东西可说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终于找到了表达最伟大事物的手段。但是客观地说，他的理论也孕育出了一些用其他手法难以完成的罕见的精品，这些精品才是真正的辩护词，然而总的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人为的匠心之作。变化即将来临，他正在悄悄地摸索前行。散文诗是一个转折的标志。当真正的灵感降临，他便丢弃理论，他在《边沿集》中就是这样做的，“对每一个教条主义者来说，生活正在某一个地方等待着他，而且最终必将把他逮住。”①生活不但最终会逮住他，而且开始时便已把他逮住了。我们感觉到泰戈尔为散文诗的辩护而提出的“理由”，与其说是充分的，还不如说是防御性的，而且，他不顾违背自己的本性而贸然行之。总而言之，诚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希望接近普通人民，并且让他的缪斯脚踏实地，然而他的这个希望却落空了，散文诗这种所谓的简洁形式辜负了他的期望。可是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散文诗的简洁容易使人误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