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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慥压低声音，苏轼侧耳倾听，不时发出笑声。
苏辙默默地走着，继续想着心事：嘉祐二年正月的礼部考试中，哥哥在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春秋〉对义》中，精辟地论述了“以仁政治国”的思想，阐明了吏治必须“赏罚严明”的主张，并以纵横捭阖、汪洋恣肆、雄辩宏论、文理自然的风格，荡涤了五代文风藻饰靡靡、浮巧轻媚、丛错采绣、华而不实之弊，赢得了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主考官欧阳修和国子监直讲、文坛骁将梅尧臣的赞赏，中进士二名。相传，欧阳修曾语梅尧臣：“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自己也以政治上的激进和文风上的澹泊，与哥哥同登进士科。那一夜，浴院里，月光如水，松枝暗绿，一坛清酒，几盘素肴，父子举杯相庆，其乐陶陶。更难忘父亲高擎玉杯，遥向家乡的母亲报喜，至情至爱催人泪下……
面前已是天汉桥。
天汉桥俗称州桥，乃汴河流入京都后十三座桥梁之一，因位于御街之上，桥头建筑华丽，桥身石雕成群，成为京都景观之一。
此刻，桥下河水滔滔，清澈见底，舟船帆樯盛装，满载宫用物品结队而过。苏轼对此似无兴趣，驻足只观赏玩味桥上的石栏和石栏上的石梁、石笋、石狮、石佛、石仙女及两岸玉石堤上雕刻的大型海马、水兽，滔滔不绝地谈论雕刻技艺和有关海马、水兽、石佛、仙女的神话传说。陈慥附合着、争论着，惹得过桥行人停步注目。苏辙望着兴致极好、口无遮拦的兄长，微微摇头。望着河面上往返的舟船，他又陷入沉思：当年三月，仁宗皇帝亲临殿试，哥哥中进士乙科，自己以四等中举。父亲因年过五十，不愿屈身就试，便以平日所著的二十二篇政论呈献欧阳修。父亲的文章，以涉古论今、针砭时弊、启迪人智、呼吁进取的内蕴和老辣犀利、谨严缜密、生动鲜明、雄奇大气的风格亦博得称赞，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之职。“三苏”一举成名，轰动京师。父兄的文章，文人、学士争相传诵。自己与兄长同时闯进了文坛高层，当时的朝廷重臣富弼、韩琦、曾公亮、范镇、张方平诸公，均以国士待之。就在这时，母亲于四月在家乡病故。父亲闻讯，嚎啕痛哭，不得不领着儿子，丢开刚刚降临的机遇和可望可及的追求，告别新朋老友，返回家乡，居丧守制……在居丧的二十七个月中，兄长对在京都一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作了深刻的反想，对朝廷几十年来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四伏危机作了深刻的解析，对浮华因循、奢侈腐败之风作了深刻的溯源，针对种种弊端，探索着种种的革新方略。那是漫长的二十七个月啊！哥哥在哀痛中沉思、求索、奋笔，在寂寞中忧国忧民。居丧期满，父亲拖着多病的身躯，以刚毅之心，决定抛却家业，带着十多口之家，再一次奔赴这繁华喧闹的是非之地，为儿子开辟前程……
走下天汉桥，往西一拐，便是曲院街。
各色店铺的旌旗幌子迎风飘展，各色吃食的叫卖吆喝声扑面而来。陈慥拉着苏轼忙碌地介绍着王楼山洞的“梅花包子”、曹婆婆店铺的“五香肉饼”、鹿家分茶的“鹅脯、鸭脯、鸡脯、兔脯、鸽脯、鹌鹑脯”、黄胖子店的“血羹、粉羹、头羹、石髓羹、石肚羹”……陈伦热情宣传，店主热情陪笑，苏轼慷慨许诺：在京都之日，一定从东到西逐家享用，决不使一家落空。
苏辙跟随在后，依旧不发一声，不置一语，神情沉郁：嘉祐六年，在欧阳修的举荐下，自己与兄长又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兄长入第三等，自己入第四等。兄长在呈献的《进策》二十五篇和《进论》二十五篇中尖锐指出：“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情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闽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一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甚至指责仁宗皇上“未知御臣之术”。并在“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提出了革新主张。这些激烈的言论和改革措施，立即在朝廷引起震动，同者誉之，异者毁之，誉毁之争，使兄长以革新面目登上了朝政舞台。时韩琦为宰相，王安石知制法。韩琦认为兄长的《进策》太过激，不可留在朝廷任职。居然豪放不羁的王安石也认为兄长的《进策》“全类战国文章，多为纵横之学，”并戏之曰：“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但仍盛赞兄长大才。兄长终得调凤翔府任节度判官之职。自己却因年少狷浅，竟在试卷中指责宫中“宴饮无时、赏赐无节、优笑无度”、“尼女施粉着绣，置于殿前，状若俳优，亦类戏剧”，而闯下大祸。主考官以件触圣上主张黜名，欧阳修于一旁搓手叹息，连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恩师范镇也感惶然。唯司马光挺身而出，极力推崇自己坦直敢言，誉为“忠君忧国”、“德才相济”、“对语切直”，而力主录取。并谏奏皇帝“若不蒙取录，恐天下谓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日后将以直言为讳”。仁宗皇帝果真听取了司马光的谏言，授自己以商州军事推官。司马君实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子肩担道义，其情可敬，其思难忘啊……
就在这“兄弟并窃于贤科，衣冠或以为盛事”的当天晚上。王安石以步代车至西冈寓所向兄长祝贺。父亲感其情谊，与王安石对饮三杯后歉谢避席，兄长遂与王安石举杯畅饮。欧阳永叔公十五年间从考场上发现收录的这两个文士学子，一样狂狷不羁，一样口无遮拦，一样胸无城府，一样以天下为己任。王安石抒发着“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的情怀，兄长抒发着“百年豪杰尽，扰扰见鱼虾”的感叹。诗酒通心，意气相投，夜半三更，在御街淡淡月色和荧荧灯火下往返相送的低语畅笑中，兄长与王安石成了相慕相敬的挚友。
之后，仁宗驾崩，嫂子王弗病卒，父亲谢世，具舟载父亲遗体入川居丧守制，离开京都又是三个年头！这三年，大宋积贫积弱之苦状，耳儒目染，真是感慨万千。兄长于家之小哀，国之大哀中冥思苦想，并对“庆历新政”的失败反复考究：范仲淹“浅思轻发”，变革开始所陈天下利害“百不及一二”，是引起“举朝喧哗”的动因；仁宗皇帝急功近利，要求“一日百法变”是导致新法烟消云散的结果。兄长从仁宗皇帝和范仲淹“失慎求速”的教训中，匡正了自己认识上激烈轻率的偏颇。
今日归来，斗转星移，人事换班，英宗已殁，年轻的皇帝赵顼即位，欧阳修已失权柄，梅尧臣年老病故，韩琦罢相，王安石飞跃……大宋的前景、苏氏兄弟的前景又将如何呢……
陈慥一声“到了”，苏辙收拢了思索。他抬头一看，一座雕梁画栋的二层楼阁耸立面前，巨大的金字牌匾气势夺人，“遇仙酒楼”四个大字跳入眼帘。
“遇仙酒楼”，是京都有名的酒家，前有楼阁，后有高台。楼阁内分设几十个雅座，宽敞舒适，装饰典雅。王公达官、文人墨士常聚饮于此。高台为歌舞之地，台下设有百十个座位，蓄有艺伎演唱，供客人行乐散心。今日雨过天晴，顾客纷至，楼内雅座早已爆满，斗酒之声，谈笑之声，加之高台上管弦之声，这座酒楼已与闹市无别。
此时，二楼正中的一座字画缀壁的房间里，红木桌上已铺好雪白的细绸桌布，桌案上已摆好杯盘、银著、丝巾；四把高背椅上已铺好了红绒椅垫；椅旁已置妥了四只红木鼓形矮凳。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沉稳、身着青色宽袍傅带、头披青色方巾的中年汉子坐在窗前，带有几分焦虑的神情正向窗外眺望着。他就是陈慥说的那位朋友——章惇。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时年三十五岁。其人天资聪颖，博学善文，行事果断，很有胆量，与苏轼是同年进士。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时，章惇任商州令，二人相遇甚欢，同游终南山诸寺。据传，他俩同游仙游潭，潭上绝壁万仞，道路断绝，横木为桥。行至桥头，苏轼望而生畏，举步难移。章惇平步而过，蹑之上下，神色从容，并漆墨儒笔，在石壁上写了六个大字：“章惇苏轼来游”。苏轼惊服，抚着章惇的脊背赞赏说：“子厚必能杀人！”章惇笑问其故，苏轼说：“不要命的人，还怕杀人吗？”二人送定交为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