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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他要一鸣惊人，一鸣而惊动天子！他心底谋划已熟，日夜劳神竭思地修改、完善自己的著作，准备自费付印，然后在京都的书场公开销售。他确信：自己的这几篇文章，以年轻人而敢于问鼎古籍经典的大胆，一定能够震动京都那些死啃书本的学子。独出心裁的立论，一定能够震动那些墨守陈规的朝廷百官。新颖别致而不同凡响的出书、销售方式，一定能够震动深居大内而又急需人才的皇上。现在是“变法”时期，新奇就是胆识，就是力量，就会招人注目，有人赞扬。新奇就是扬名立业的吉祥物，就是当代强者的护身符。两个月来，他一直默默地在书房耕耘着。
王安石爱怜地望着儿子，心头浮起一股暖意。二十五岁的儿子，敢于为《道德经》和佛书作注，确实不易。
洞箫声仍在如泣如诉地呜咽。
王雱见父亲沉默不语，低声提醒父亲：“二叔近来的情绪极坏。吉甫（吕惠卿）叔今天入夜来访，询问父亲去处，二叔不仅拒而不答，反而请求吉甫叔今后少来干扰，使吉甫叔一时十分尴尬。阿爸，你也该劝一劝二叔了。”
王安石禁不住一声叹息。近时期以来，随着反对“变法”声音的消失，自己周围的人互相间的不和渐渐公开暴露出来了。章惇不满曾布，曾布不满惠卿。平市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与吉甫职责上毫无牵扯，也相互仇视。唉，一场争斗中止，对手暂时散去，胜利者便相互厮杀，真是不可理喻的荒唐！如此下去，这场惊天动地的“变法”，不是毁于司马君实即将提出的挑战，而是要毁于变法者的相残了。王安石心头搐溺，灵犀顿然开窍，一个对付司马光奏表的方案闪现在心头：正视司马君实提出的忠告吧！“变法”这场如此巨大的变革，不可能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误。“均输法”推行中出现的“官商勾结”，“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抑配贷款”，御史、谏官被逐后朝廷里出现的“唯唯诺诺”，自己何尝不知？只是一时无暇顾及罢了。该是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与司马光争夺这面“匡正缺失”的旗帜！“变法”的缺失总是需要“匡正”的。早“匡正”比晚“匡正”好，主动“匡正”比被动“匡正”好，自己“匡正”比别人“匡正”好。只要自己早日把这面旗帜亮在皇帝的面前，司马光那份弹劾奏表就成了过时之言，一场即将出现的新的纷争就可能化解。
在“匡正缺失”中还可整顿规诫自己的力量。要让吕惠卿、曾布、章惇知道，“变法”只是刚刚开始，距竟其事、成其功还远着呢！只有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使“变法”不至半途而废。要让那些“有令不行”、“弄权营私”的下属官员知道，王安石有着一双警觉的眼睛，是不会被你们蒙蔽、任你们胡为的，只有慎独洁身、清廉刚正，才能立身。要让所有推行新法的人知道，“变法”的缺失随时需要“匡正”，只要做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则“变法”将处于不败之地。
王雱看见父亲凝神不语，以为是为王安国与吕惠卿的不和而不快，便为吕惠卿辩解说：“吉甫叔尽职尽责，热情友好，无可指责。二叔心胸狭窄，性情多疑，总以为吉甫叔行事奸巧，不足信任。这不是无事生非……”
王安石砰地击了一下桌案打断儿子的话，大声吩咐：“请吉甫、子宣、子厚来此议事！”
王雱怔住了。
王安石突然意识到此时已是深夜，摇了摇头，缓和口气说：“等天亮再告知他们吧，你也该歇息去了。”
王雱应诺离去。
王安石在书房里徘徊着。
箫声依旧。
第二天清晨早朝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来到王安石的书房。“变法”四巨头开始密议，为“变法”的前途进行了一次至为严肃、至为重要的探讨。
这次密议开始，王安石一反往日“先听后说”的习惯，率先谈了自己昨夜思虑已熟的方案，就“匡正缺失”的重要意义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并着重谈了“变法”者当前务必防微杜渐，修养自身。他如此做的目的，是要避免吕惠卿、曾布、章惇之间可能又出现无聊争嘴，引导他们在自己总的意图下，施展各自才识。他没有谈论“变法”缺失的具体内容，因为“均输法”是章惇负责实施的，“青苗法”是吕惠卿负责推行的，这样可以避免因责任问题引起的不悦。他特意隐去了昨夜与司马光会见一事。
出乎意料的是，在他讲出自己思之再三的方案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团结一致”地向他提出了诘问，压根儿就不赞同他的主张。
首先发言的是章惇。这个胆大心细、言词尖刻的新任编修三司条例官，尖锐地问道：“‘匡正缺失’之说，是否意味着‘变法’已经失败？”
“如此突然的转变，会不会涣散‘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
“‘匡正缺失’是皇上的旨意？还是出于别的方面的压力？”
“皇上如果追究‘缺失’之责，何人承担？”
章惇最后欲言又止，欲止又言，透露消息：驸马都尉王诜前日回京，昨夜拜访了苏轼，沉默了多日的苏子瞻，大约也要仰天长啸了！
王安石一时懵了。他昨夜的谋划，只是策略上的抉择，对可能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反响，根本没有多思。章惇突然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使他完全陷于毫无准备的慌乱之中。特别是驸马都尉王诜拜访苏子瞻的消息，更使他惊惊不迭。联想到数月前皇上在琼林苑对司马光和苏轼的召见，以及司马光书写的弹劾奏表，他奇异地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难道司马君实和苏子瞻准备联手发难？他开始怀疑自己昨夜的决策是否正确。
曾布接着章惇的话开口。这个生性谨慎、思维精细、缺乏主见的新任翰林学士，把章惇提出的问题深化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既然要‘匡正缺失’，那就是说，我们的‘变法’错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刘琦、钱（岂页）他们对了，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也蒙受了冤屈，连副宰相唐介也成了屈死鬼，下一步该为这些人昭雪冤情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他们官复原职，我们这些人下台滚蛋，那是容易的。可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的活帐和唐介的死帐，该向谁讨还？就是执政介甫公怕也担当不起吧？”
王安石思绪全然乱了：那样的情景，不也是一种翻天覆地吗？“地”易覆，“天”难翻啊！要更换天下的臣于官吏，只要皇上一句随便的话、一个随便的理由就可以办到。但此事涉及皇上本人，天下还不大乱！王安石原本只是一个追求声律学识的文人，是以雄心斗胆、高谈阔论而跃上朝廷高位的，过去在书本上看到过历代政争的残酷，也曾著书立论地加以评说，但自己手执权柄，身历其中，于此道却一窍不通或通之不畅。他望着眼前的章惇、曾布，始则目瞪口呆，继而六神无主了。
吕惠卿以点头为意，略表赞同章惇、曾布所言之后，一直沉默着。尽管王安石几次以目光催促他细说明说，他都装着视而不见，似乎在有意延长沉默的时间，让王安石细细品味这“匡正缺失”将会产生的苦果。他与王安石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作风。
王安石是个文人，品性中有着诗人的气质，易于冲动，有时又表现得十分脆弱，对人间是非曲直的衡量，往往带有浪漫色彩。美、善的事能够使他流泪高歌，丑、恶的事能够使他流泪咬牙。他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好恶鲜明的人，所以也是个什么都刻在脑门上的人。
吕惠卿从官场的底层一步步走向权力高层，冷酷、果敢、务实是他的心性。思虑缜密、深藏不露、极会把握时机是他的风格。他的心中也有善、恶，美、丑之分，但决不会为善、恶、美、丑所左右。在他冷静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匡正缺失”这个概念。他鄙视“匡正缺失”这个字眼，他认为“匡正缺失”无异自我绞杀。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不都是自始至终的“英明天纵”，有谁公开干过这“匡正缺失”的勾当呢！他比王安石看得明白，现时的任何一点退却，都可能导致“变法”的夭折。他比王安石看得清楚，在朝廷重臣、谏官御史被贬被逐的今天，能够影响皇帝的力量，只有司马光和苏轼二人。苏轼已接替了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在文人汇集的京都，可以掀起舆论大波，造成一股反对“变法”的强劲风浪。加之他在诗词传统上的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