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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叱咤风云的时代结束了。
篇十七 湖州 太湖
皇帝御笔铸就了大宋百年来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鲈香亭上，苏轼对着茫茫水天发出了“仕宦人生”的忏悔
王安石时代结束了，九年来力主“变法”的人物和反对“变法”的人物都离开了京都。朝廷灰濛濛地失去了鲜明的色彩，朝政大权落到吴充、王珪、冯京、李定等人的手里。皇帝赵顼随即改朝号为“元丰”，希望开创一个丰裕安定的新时期。
此时执掌权柄者，原本都是游移于“变法”和“反对变法”之间无定见的官僚，有些干脆就是滑头。在两派人物长期激烈的厮斗中，时而支持“变法”，时而同情“流俗”，貌似公正无偏，实则看风使舵。一旦权柄在握，应和着皇帝赵顼所需，虽然还在高喊“变法”，但其所为，均以强化皇权为宗旨。王安石时代围绕“变法”兴起的严肃论争，成了强化皇权需要诛伐的“做悻之语”；王安石时代比较活跃的“百家争鸣”，成了强化皇权需要禁铜的“讪谤谩骂”。口无遮拦的苏轼和他“讽喻朝政”的诗词歌赋，自然成了新时代的“箭靶”。苏轼“应时”而上呈的《湖州谢上表》，“应时”地引发了他仕宦人生的沉痛哀歌。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七日清晨，太常博士皇甫遵，带着他的儿子和御史台两名狱卒，飞马驰出京都的南薰门，奔赴湖州，奉旨逮捕苏轼入京治罪。
一个时辰之后，苏轼的密友驸马王诜，也派出他的亲信马夫王林，飞马驰出南薰门，驰往应天府（商丘）急告苏辙，意在通过苏辙急告苏轼速做应变的准备。
王林和皇甫遵日夜不歇地飞马争时，拉开了大宋百年来最大文字狱——“乌台诗案”的帷幕，其悲哀如同为王安石的“变法”唱起了一曲挽歌。
苏轼是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从徐州移知湖州的。他按照朝制向皇帝赵顼呈表谢恩。并禀报已遵诏到职。这份《湖州谢上表》全文二百七十四字：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埋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思，摆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团多矣，臣犹如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此份谢表，有文人之酸气、狂气和牢骚气，但绝无不忠于皇上的“戾气”。可御史台的一个官吏，在强化皇权、禁锢言论的森然气氛中，却看到了苏轼“愚弄朝廷”、“讽喻皇上”的“愤心”和“低訾”，便摘取其中“臣性资顽鄙，名迹埋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荷先帝之误思，擢宀真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字句，呈于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时为御史台实权长官，正在创建“强化皇权”的业绩，苏轼“谢表”中的这些字句，正是他需要的“猎物”。他与苏轼有着强烈的宿怨：熙宁三年，当他在王安石提携下刚刚步入朝廷，改嫁的生母病故，他怕因“母亲改嫁”而遭人耻笑，便匿母丧而不肯奉孝祭奠，苏轼与司马光借着一个“孝”字，对他进行了猛烈地弹劾，几乎断送了他的仕宦前程。宿怨与现实需要结合，李定立即“应物而用”地抓住苏轼，运用御史台的职能，树起了一个“讪上有诛”的“箭靶”。他带头上呈奏表弹劾苏轼：……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信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情心，公为低訾。而又应试举对，即已有厌毙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新帐老帐一起算，李定祭起了“典宪”之剑。
监察御史舒亶，跟着搜集了苏轼大量的“讽喻新法”的诗句，补充了李定弹劾奏表中事例的不足，也把弹劾苏轼的奏表上呈于皇上：……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政之言，流俗毅然，争相传诵。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轼则曰“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轼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轼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轼则日“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立为能……
舒亶并随弹劾奏表呈上《钱塘集》和其它苏轼的镂版诗作三卷为罪证，请求皇上严惩苏轼“谩上”之罪。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更是“义愤激烈”，上呈弹劾奏表，请求皇上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则归罪于新法，喜动于色，惟恐不甚；现更明上章疏，肆为低消，无所忌惮。若不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则法无存矣……
此时的皇帝赵顼，正陶醉于皇权日益显赫的欢愉情绪中，对行之十一年的“变法”内容，似乎已失去了热情，他的精力已转向北部边境日益“倔强”的辽国：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
顾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他每日夜深之时，即召集宰执吴充、冯京、王珪等人于福宁殿御堂，计议收复燕云诸州之策，以图创建超越祖业的功绩。谁知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讪谤谩骂”、“愚弄朝廷”、“讽喻皇上”的奏表接踵而来，扰乱了他壮烈的情怀，勾起了他对以往朝廷纷争的可怕记忆，也勾起了他对苏轼积存于心的不满。为了防止朝廷纷争再起，为了维护现时朝廷一言九鼎的安定，他御笔一挥，写下了“罢苏轼知湖州，差职员追摄入京”的谕旨。“乌台诗案”遂成。
时贤惠公主卧病在床，驸马王诜昼夜侍于床前。庆寿宫的太皇太后、崇庆宫的皇太后和福宁殿的皇后，不时派来宫女看望。在皇帝赵顼御笔铸成“乌台诗案”的当天夜里，皇后派来探视贤惠公主病情的宫女，便奉皇后之命，悄悄向贤惠公主透漏了这个消息。贤惠公主闻讯大骇，与驸马王诜密议于床头。王诜已是几年前《钱塘集》之祸的惊弓之鸟，惶恐地围床踱步，哀叹连声，计莫能出。还是贤惠公主倚床长思，急得一策，既可避开朝廷耳目，不至再落“泄漏朝中机密”之罪网；亦可急通汛息于苏轼。暗派新信马夫王林，急驰应天府（商丘），通过苏辙传信于苏轼，以便苏轼及早准备，焚毁一切“谩谤君相”之诗赋文字，争个“死里逃生”。
由于王林是单人单骑，食宿以“歇马”而定，苏辙救兄心切，派出的亲信专差又是日夜飞马倍道而行，而皇甫遵是多人多骑，相互需要照应，且因他的儿子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在润州停歇了一日，终使拯救苏轼的送信专使于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先于皇甫遵半天到达湖州城。
谁知此时苏轼既不在家中，又不在州街，专差在州衙里只见到了湖州通判祖无颇。
祖无颇，时年四十岁，为人豪爽，处事干练，亦通诗文。他与苏轼相识三月，情趣投合。交谊渐厚，遂成诗文密友，互有诗文唱和。送信专差因不知祖无颇与苏轼的关系，不敢孟浪以实情告知，便吞吞吐吐地询问。
“苏长公何在？”
祖无颇含笑回答：“昨日已外出游访。”
“游访何处？”
“或游于古刹禅寺，或访于新朋故友，或卧于林壑觅诗，或居于山村问苦。行迹难测，归不知时。”
专差默然语塞。
祖无颇询问：“贵差来自所处？”
“应天府官衙。”
“有何重要差遣？”
专差沉吟良久，漫语应之：“苏少公子由，思念兄长，特托小人路过此处一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