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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妈舒了一口长气，笑着说：“入乡随俗，今后，这苞米面饼子就是咱家的主食了。”
苏轼拊掌叫好：“妙极！‘入乡随俗’，不就是‘随遇而安’吗？迈儿，打酒来！霞姑娘，拿琴来！大葱大酱佐浊酒，一曲琵琶唱新生。”
片刻工夫，苏轼又是醉意朦胧了。
朝云弹奏着怀中的琵琶，苏轼唱起了他来密州途中写给弟弟子由的一首《沁园春 孤馆灯青》。任妈、王闰之、苏迈击掌唱和着：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搞锦，朝露溥溥。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年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具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任妈唱和着。她按照自己的心愿理解着她的大郎此刻的心绪：大郎、二郎纵有晋代陆机、陆云兄弟的才情，纵有“致君尧舜”的忠心，朝廷仍不见容，真是“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的悲哀啊！
王闰之唱和着。“用合由时，行藏在我”，这样的牢骚话，不正说明丈夫此时仍然没有泯灭胸中的理想吗？可在这“寂寞山城”里，又能做些什么呢？
苏迈已经长大，他从父亲这首在马背上吟就的词作中，感受到父亲“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的凄苦和“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的悲哀，而“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直抒胸臆，不也意味着胸中久淤的激愤在暗暗地涌动，抑制不住地要喷发吗？忍受着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父亲，只怕还是要招灾闯祸的……
夜深了，琴声、歌声仍在密州城沉寂的夜空回响着。两岁的苏过和四岁的苏迨，已在膳房的热炕上睡熟了。
密州“旱蝗为虐，连年饥谨、‘盗贼’纵横”的严峻现实和“自秋不雨、霜露杀寂、黄糜黑黍、不满囤簏、麦田未种、狼顾相目”的凄哀惨情，驱散了苏轼三年杭州箝口政事的沉默，赋诗填词的牢骚和谈禅论佛的避世，刺激了苏轼太守的责任心。在到达密州的第二天，他便聚掾属，议灾情；审积案，查祸源；访苦民，定举措。轰轰烈烈、风风火火，在不到一个月内，接连向朝廷上呈了《上韩丞相论伤灾手实书》和《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上韩丞相论灾情手实书》是写给宰相韩绛的。他猛烈地抨击了吕惠卿的“手实法”。并借“手实法”的为害于民，联系到“青苗法”、“方田均税法”之患，反映了他对新法缺失一如既往的反对态度。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仍怀有“不胜战栗”之感，故有“可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趴，重得罪于世也”之言。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是写给皇帝赵顼的。也许因为是以“论盗贼”为话题，他的心态似乎强硬多了。在这份“奏状”中，他急呼朝廷重视京东地区的灾祸危急：……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
臣伏见河北、京东比年以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三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窃料明年春夏之际，冠攘为患，甚于今日……
他急切请求朝廷减免密州地区沉重的赋税，以保小民生计。他认为：赋税沉重将逼民为盗。并提出了减兔赋税以图治安的举措；今来二麦原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寻常逃移，犹有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
乞将夏税斛（豆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实直，令三等以上人户，取便纳见钱与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阁。
他猛烈抨击现行于密州的盐课法，急切请求朝廷免除小民贩盐之税：煮海之利，天以养活小民，是以不忍尽取其利，济惠鳏寡，阻销盗贼。旧时孤贫无业，惟务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稀少。……今盐课浩大，告汗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若特放三百斤以下盐税，半年，则两路之民，人人受赐，贫民有衣食之路，富民无盗贼之忧，其利岂可胜言哉。
他急切请求朝廷对“乐祸不俊”的“盗贼”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自古立仅制刑，皆以盗贼为急，盗窃不已，必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战攻。……
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
这份《奏状》，是苏轼执政密州的施政方略，也是苏轼仕宦人生的基本反映。他同情灾伤黎庶的悲惨命运，并大声为黎庶的灾伤疾呼，但对因灾伤难耐而铤而走险的黎庶，他与朝廷重臣一样忠于他们的皇帝，忠于皇上的社稷，不惜以“峻刑”、“极法”镇压。
苏轼的奏状、文书送进了京都，可朝廷正在进行着“案件”层出的斗法，皇帝赵顼根本就没有阅览他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他的《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宰相韩绛确实是看了，但没有按照他诚恳的叮咛“否则置之”，而是当作“石头”向吕惠卿砸去，使他再一次结怨于“变法派”，对他的“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等请求，根本未予理睬。他的朋友驸马王诜因三年前的《钱塘集》事件已见疑于皇帝，已不敢再有所“旁而协之”，在来函中，唯有“思仰日深”、“读之洒然”而已。
汴京毕竟是大宋的心脏，京都朝臣们花样翻新的厮斗毕竟是头等大事。苏轼和他上呈的奏状文书，成了自作多情、无人应和的嚎吼，在冷落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密州黎庶仍在经受着旱蝗为虐的煎熬和沉重赋税的逼迫。一批又一批饥寒交加的青壮细民，在“挨饿是死”，“为‘盗’是死”，“挨饿死而速”，“为‘盗’死而迟，且或免于死”的选择中，走上了为“盗”之途。年关时节，地冻天寒，密州城里的细民，也开始了流离逃移。街巷里弄，炊烟日见稀少；州衙四邻，哭声昼夜不息；送葬的人群出现在街头，用喑哑的哭声迎接着熙宁八年的元旦。更为惨者，弃婴之事，时有发现，州府官吏已拾得弃婴二十多个。苏轼洒泪特设义所，特拨粮米养育。民若不到绝衣、绝粮的绝境，谁肯割舍亲生骨肉？更为急者，各县村社城镇，“盗贼”劫掠杀人案件骤增，告急文书飞蝗般地闯进了苏轼居住的“西斋”。
苏轼愧疚地煎熬着。他怨恨朝廷的因循麻木、不恤民情，但天高路远，难于面奏皇上。他想依《奏状》所谋之举措，自行实施，减赋活民，免税救民，但心怯而不敢为，吕惠卿毕竟不同于王安石，王安石执拗而居心仁慈，尚能辩之以理；吕惠卿奸巧而居心阴毒，只会弄权作法！他郁结于胸，寝食不安，无可奈何地忍受着满城不绝于耳号寒啼饥声的折磨。他终于明白自己是个百无一用之人，“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啊！
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夜半，苏轼惶惶不知所措地走出“西斋”，踏着惨白冰冷的月光，漫步登上密州北城荒芜坍塌的“古台”，俯视着自己治下的“寂寞山城”，远眺着迢迢银汉下不见踪影的京都，沉重吟出了“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的哀叹。
春夏之交，更苦更哀的饥馑来到密州，细民们不再是“数米计日”，而是“野菜果腹”了。连苏轼居住的“西斋”，也是“斋厨索然”。苏迈已学会爬树摘叶，朝云已学会辨认野菜，任妈已学会烹制野菜成饼，王闰之也放下了脸皮，敢于提着篮子与街坊里的妇女为伍，在荒野草丛中寻觅萝艹力、波囗、蒲芦、车钱子等可食之物。
也许由于太守苏轼一家与民同苦，也以野菜充饥，在苏轼治理密州的两年间，史料上没有密州城里“盗贼”劫掠的记载。
熙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午后，苏轼在府衙理事之后，便提篮寻觅野菜于密州古城废圃。废圃荒芜，杂草丛生，觅食宝地，然每日都有饥民寻觅笆梳，可食之物已荡然无存，唯残垣坍冢之上枸杞野菊碧翠，无人摘采。苏轼视之良久，采得一篮回家。
苏轼提篮踏进“西斋”的大门，一个婴儿气促欲绝的啼哭声迎面扑来，他的心突地沉了：又是一个“弃婴”，又是一个家破人亡。他急步走进庭院，看见妻子王闰之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孩正在喂奶，这个女孩长得很秀气，皮肤皙白，双眉弯弯，一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