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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已经动摇，法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尽管如此，路易十四对当时欧洲的许多君主王侯却是伟大的榜样。他们学习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执政风格，他的政策，人人都想成为一个小太阳王。和在法国一样，这些国家的普通百姓同样遭受苦难。特别是农民，受到最严酷的压榨。他们要付捐税，要为修建巨大的宫殿、修道院和市政厅，付出劳务。当我们今天欣赏那些华丽雄伟的建筑时，不应该忘记他们。
英国的榜样
在英国，12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君主专制制度。当时，在著名的“自由大宪章”中就已规定，国王只有在诸侯、主教和男爵们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权增加税收。一个由上层贵族组成的会议负责监督。这个会议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机构，在国王所有重要决策中进行咨询。十四世纪以来，有身份的市民和地方骑士也参加了会议，后来就成了由两部分组成的议会：贵族和主教组成“上院”，地方骑士和市民组成了“下院”。
到了十七世纪初，所有的国王和女王都同议会进行了合作，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矛盾。但到了1625年，查理一世登基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他坚信自己是上帝所选择来统治这个国家，而且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统治。他为此还援引了著名学者的论据，说在国家中只能有一个人决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个统治者只对上帝负责。但议会和人民却不同意他的观点。几年之后，矛盾日益尖锐，到1642年，终于发展成为内战。议会的军队由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率领，他是一个极端的清教徒，自称是“上帝的卫士”。在两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的军队大获全胜。于是，他把所有不愿跟随他，主张和国王和谈的人赶出了议会。然后，残缺不全的议会把国王送上法庭，判处了死刑。1649年1月31日，查理一世在伦敦王宫前被斩首。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臣民起义要了国王性命的先例。
英国变成了共和国，克伦威尔成了政府首脑。他很少关注议会的权利，于1653年宣布自己为终身的“护国主”，他依靠军队来统治国家，就像一个军事独裁。他的执政风格，几乎和被处死的国王没有什么两样。他死后，由他的儿子继任，由于十分无能，一年之后就被撤换。何况大多数英国人早已厌烦了克伦威尔式的共和国；他们希望再有一个国王，但必须同时有一个强大的议会。
1660年5月，查理二世成为英国新国王，他必须事先宣誓尊重议会的权利。但没有过多少时间就清晰地表明，他同样在追求专制主义的统治。而且同天主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任命官员时也偏向天主教势力。议会为了抵制这种倾向，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官方职务。议会的议员们，还想走的更远，试图消除天主教徒成为英国国王的可能性。这时正好来了一个机会，查理的女儿玛丽亚同荷兰的新教徒威廉·冯·奥兰治三世联姻。议会要求他们在反天主教的斗争中出力，为此可以得到英国的王位。他们接受了这个要求，并于1668年率领大军在英国登陆，国王只好逃亡法国，他的军队无条件投降。于是，威廉和玛丽亚兵不刃血进入了伦敦。但在他们登基之前，必须签署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权利宣言”。其中确定了英国议会和市民应享有的重要的基本权利：法律只有在议会通过后才能颁布或废除；议会选举必须自由和不受干扰地进行；议会的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享有豁免权，即没有议会的特殊允许，议员不受刑事追究；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在和平时期不得维持常规军队；独立的司法机构负责维护法律的执行；任何人不经法庭判决不能被处死和被关押。1689年的这些基本权利的确定是具有革命性的；被英国人称为“光荣革命”的运动，也就此宣告结束。
当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还在效仿法国榜样的时候，英国议会就已经争得了主动权，朝着现代国家立宪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173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英国书简》中写道：“英国的宪法已经如此的完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在几乎所有君主国家被剥夺的自然权利。”
用武力走向现代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发展中，欧洲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在忙于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他们几乎无暇顾及一个新的力量正在走进历史：俄国。
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占领以后，俄国的神职人员，宣布自己是惟一真正的 — 即“正统”的基督徒。他们把莫斯科宣布为“第三罗马”，和真正的基督教中心，有意把自己同西方隔离开来。莫斯科的大公爵视自己为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1547年，享有“雷帝”称号的伊万四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他用铁腕进行统治，削去了贵族的权力，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他直接指挥的警察，向贵族施加暴政并大开杀戒，其他反对沙皇政策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伊万用残暴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专制主义的执政体系，把整个国家看成是他的个人财产。
和拜占庭时期一样，在俄国，教会和国家也是密不可分的：教会需要一个保护者，作为回报给予沙皇及其政策以合法的地位。一个宗教领袖在写给伊万四世的一封信中说：“虔诚的沙皇，您知道，正统基督信仰的所有国度，都已共同过渡到您的帝国之中。您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沙皇。两个罗马已经没落，而第三个就竖立在这里，第四个是不会再有的。” 沙皇在上帝和教会的帮助下将去征服异教徒的国度。俄国的教会人士承认沙皇具有无限的领导地位。“在自然界，沙皇和所有的人都相近似，而从权力上看，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
和在伊万进行的很多战争中一样，教会也在压迫农民的政策中和沙皇并肩战斗；世俗和宗教的大地主，都希望农民依附于自己。于是农民的自由逐步受到了限制，最终于1649年变成了农奴。这样一来，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权利，完全被控制在主人的随意性之下，在极度困苦中度日。即使当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开始改革这个落后的国家时，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彼得一世的意图，是让俄国向西方开放，并向西方学习。为此，他于1697…1698年进行了一次空前而非凡的旅行：他带着250名随从，匿名周游了西欧。他想对各种国体和经济社会制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只是在各国宫廷中，他才显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他会面以后，汉诺威大选侯夫人写道：“尽管他有一些天赋的优秀品格，但他的农民习气仍嫌多了一些。”
确实，宫廷生活并不是彼得的世界。他更关注技术和经济，他去听有关机械的理论课程，拜访实验室里的学者，观看他们如何作业。据说为了学习造船，他还曾用彼得·米哈伊洛夫的名字，到英国和荷兰造船厂作为木匠劳动了十个月之久。他的这些不寻常的行动，给很多诗人和音乐家以创作灵感，例如艾伯特·洛尔青就据此写出了歌剧《沙皇与木匠》。
沙皇带着新的知识并招聘了各行各业约1000名专家返回了俄国。很快，俄国的男人就不得不剪掉长胡须，脱下传统的服装，以便能够像是真正的欧洲人。然后，彼得就想有一个新的、欧式的首都，并同时是一个波罗的海港口城市。尽管选中的地点由于经常受洪水的侵袭是一片沼泽，完全不适合修建城市，但沙皇还是召集了大批农民、工人和手艺人，“在可怕的生活环境中，由于营养不良和瘟疫的传播，不断减员的情况下”，弄干沼泽，用树桩钉入地下，然后再在上面建造房屋。根据严肃的估计，大约有12万人在工程中丢掉了性命。对沙皇来说，新的首都圣彼得堡，就是“开向西方的窗口”。据说，他把这座城市称为“我的天堂”。
为了增强俄国的世界地位，沙皇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了军队。为此，每年大约有三到四万年轻的男子被迫入伍，严格训练，为战争做准备。俄国海军也不断扩建，直到成为波罗的海中的最大舰队。像军队一样，彼得还重组了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各地区的首长直接对帝国政府负责，帝国政府又对沙皇负责。这样，各级政府就只能贯彻他的意志，用服务的贵族取代了世袭的贵族。官吏和军官的新等级，不再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在各自岗位上的业绩而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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