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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后来回忆说，“我们在苏军士兵的驱赶下用双腿走往战俘营，中途如果有人掉队的话，苏军士兵会立即将他枪毙。到达战俘营后，我们三天吃一次饭，每天都有许多人死去，从2月2日到3月初的这段时间里，有五万多名德国俘虏先后死于伤寒。活下来的三万六千人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西伯利亚去劳改，途中又有一半人死去，到达西伯利亚后，我们在零下六十度的天气下被强迫劳动，死亡率很高，很快只剩下六千人……”
与另外的一个例子比较起来，这九万人还算是幸运的——在1943年的切尔卡瑟战役中，德军突围时，留下了所有的两千名伤员和一些护理人员，想让他们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战后苏联方面公布，当苏军突击部队抵达时，发现所有的德国伤员都已经中弹而亡，由此断定德军在撤退时杀害了他们自己全部伤员。这两千名德军想成为战俘都没有资格。苏联人的公报遭到包围圈里的德国幸存者的一致驳斥。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次屠杀？反正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两千人的死而受到责难，这两千条生命真的是死了白死。
后来，当红军向德国本土前进时，苏联坦克会碾碎所有挡路的难民车辆或马车，用机枪射杀他们遇到的所有逃亡的人。“逃亡者一个不留地屠杀掉”——在德国的上西里西亚地区，有一次一个苏联红军步兵连的军官在一个村子的街道上发现了一个苏联巡逻兵的尸体，于是他下令屠杀掉村子里的所有居民。苏军潜艇还制造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伤亡最惨重的海难，击沉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客船，至少有五千三百人罹难，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俄罗斯的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在坚持说，“船上有六千名纳粹分子，其中三千七百人是潜艇兵”。
苏联人虽然不是什么好鸟，但要与人权斗士美国比，那真的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德军千方百计要逃到西方去，向美英军队投降，但是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些德国兵呢？
近些年，历史学界各种数据也是层出不穷，有些很快就得到认可。有些则引起了轩然大波，闹得争议无数。詹姆士巴克切的《其他的损失》一书中列举的数据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该书宣称，在二战结束前后，在所谓“解放”欧洲大陆的美国军队的战俘营里，有接近一百万德国武装部队战俘由于饥饿和美军的故意虐待而死亡。这个数字在西方历史学界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因为按照今天已经被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接受的观点，即使在被他们描绘为“邪恶帝国”的苏联战俘营里，在和纳粹的战争中死亡了1800多万平民，860多万军人，因此和德国人结下血海深仇的俄国人手中，全部380多万（战时被俘250万）德国战俘中也只有50万人左右死亡，其中363343人的身份在1999年得到了最终确认。如今在自由的，民主的，人权的，而且还富的流油的“伟大美国解放者”的“人道主义战俘营”里，在据说非常之“阳光”，非常之亲切，损失相对也非之小的（在欧洲大陆，美军连同非战斗死亡，一共死亡了15万人），和德国人也谈不上什么仇恨的美国大兵手中，被虐待致死者居然在百万以上。更令他们感到难堪的是，在战后西方的历史著作中，美国人的“人道主义战俘营”曾经吸引了大批东线德军。德国军人“宁可向美国人投降，也不做俄国俘虏”的口号更曾经是西方卫道士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巴克切的著作却使这一切神话如同膨胀到极致的大泡沫般消失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另一个情况是，残暴的纳粹们对他们的美国日耳曼兄弟可要人道的多。在全部9万多名被德军俘虏的美国军人中，死亡者只有1684人而已，但仅有的几次德军屠杀美军战俘事件，却在西方史料中被反复炒作。
领头的情报员引用他所听到的传言：“在临时战俘营里，我们的兄弟们被置于露天的黄土坡上，没有遮蔽风雨和太阳的帐篷，没有树荫，更没有房屋，强壮的战俘自己用手刨个洞出来，象地老鼠似地蜷在洞里，体弱的就在露天里躺着，晚上太冷，就一堆人挤在一齐互相取暖有时下大雨，土洞的泥土松动而塌方，倒霉蛋就被活埋在里面。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他们得不到食物和饮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食物缺乏——事实上，美军在欧洲的食品总部有大量食品囤积，国际红十字甚至会有十万吨食品就储存在相邻的瑞士，但是饥饿却在战俘营里蔓延，投降的德军官兵食物异常缺乏，一天吃一顿，数量只有美国士兵的十分之一。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他们得不到足够的饮水，有时河水近在营地旁，但就是那样的脏水战俘们也喝不到。疾病很快在德国战俘营里蔓延，主要是痢疾，伤寒和坏疽和肺炎。还有‘极度营养不良’和‘衰竭’而死亡的。由于营地里没有厕所，患痢疾和伤寒的病人，能动的还走去铁丝网内大便，走不动的就只能就地解决，躺在泥地上的病人常常是全身糊满自己的大便，这无疑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生命‘自动地消失’了——这是造成战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现实的战争中，战争一方给予战俘和其自身武装部队同等的待遇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给予对方战俘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不加以杀戮和虐待，却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最基本的义务。应当说，英国人倒是基本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俘虏：德国战俘在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方面和英军享有的条件基本一致，而且还可以和家人通信，红十字会对战俘营的定期访问也没有遭到禁止。当时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司令，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保守的英国人那套循规蹈矩的做法大大地不以为然。这位美国人决心让欧洲人好好地领教领教美国的战俘“新思维”。为此，在1945年4月，艾森豪威尔提出如下建议：“德国的战俘可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投降的战俘。第二种，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第一类人可按日内瓦战俘公约处理。第二类人，则仍旧按敌对武装力量处理。”换句话说，第二类人变成了不能享受战俘待遇的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这种解释，这些德国人就算杀掉也无不可。
对于艾森豪威尔这种“新思维”的由来，很多人都解释为在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里的所见所闻对他的强烈刺激。但纳粹集中营的死者并没有多少是美国人，美德之间的民族矛盾似乎也没有大到非要对敌方战俘刻意虐待的程度。德国人对待美国战俘的态度也无助于解释艾森豪威尔的这个举措。美国从来就是一个民族优越感过分强烈的国家。在这个号称“平等”的、“各民族大熔炉”的国度里，不同民族、种族的人们被严格区分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不为众人所知的是，作为极端种族思想宣扬者的希特勒，对美国的种族格局就曾经大加赞赏，甚至引为楷模。唯一令他不满的是，在美国，有钱的犹太人也被纳入了上层种族，美国人的拜金主义是出身在欧洲的希特勒无法释怀的东西。
种族主义当然不能够完全解释美国的“战俘新思维”。事实上，日耳曼人在美国同样处于统治地位，但当艾森豪威尔走进尸横遍地的纳粹集中营后，一种新的极端优越感，即意识形态极端优越感产生了：我们来自“民主、自由、博爱”的美国，而这里是残暴的纳粹统治的地方，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高于他们，我们比他们优越。他们是畜牲，我们才是高级的人类。人类对于畜牲，自然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这种在种族优越感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优越感最终产生的结果，套用一位美国老兵的话来说，就是：“除了美国人之外，其他的全都不是人”。在优越感膨胀到极致的美国人眼里，不仅残暴的纳粹主义，甚至只要是和美国不同的意识形态、文明形态，就统统都是邪恶的。而用最邪恶的方法去对付那些所谓的“邪恶”，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德国战俘成了这种优越感的首批受害者。
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落实。到了1945年8月，也就是欧洲战争结束后大约3个月，几乎所有的德国战俘都变成了“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保守的英国人无法适应“人权维护者”的这套“新思维”，美国人只好自行其是。于是，在1945年5月还被国际红十字会的材料认为是除受伤者外，健康状况良好的绝大多数德国战俘，很快就变成了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