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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以闺妇怨思，本来是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的。但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卢思道这首诗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而句式的灵活多变，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又为诗坛提供了充沛的气势和活泼朗爽的节奏，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音响格调，咸自停匀；
体气丰神，尤为焕发。”（《诗薮》）
隋代另一群作者，主要是围绕在隋炀帝杨广周围的宫廷文人。杨广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才学之士，即位之后，这些人也大多成为宫中的文学之臣。其中主要人物，如柳瓨、王眘、王胄、诸葛颖、虞世基、徐仪等，都是从梁、陈入隋的。
他们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其才能只能是用在絺章绘句上，这就更引伸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从《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这一类题目，不难看出其无病呻吟的倾向。比较起来，倒是杨广本人的某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如一首失题的小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情味。
这时在宫廷圈子之外，也曾出现过一些风格不同的诗人，如孙万寿等。孙氏于配置江南时，作《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长达四十二韵，盛传一时，诗随意抒写，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又《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篇，则以寒士的失志不平为题旨：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这类诗，与宫廷文人的繁缛作风迥异，而以质实真切取胜。虽成就有限，在当时也未能形成气候，却昭示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来自宫廷之外的重要事实。
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据《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就此而言，与文学尚无太大关系。但引伸开来，却发展到完全否定文学的极端态度。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对李谔的主张也表示赞成，将此表“颁示天下”。以前有人认为这件事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事实上，即使它涉及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但根本上，却是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
与此相应，到隋末又有在野的王通（号文中子）的文学观。王通聚徒讲学，虽不反对诗歌，却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因而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作家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这也是很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无论是隋文帝、李谔还是王通，都没有对隋唐文学的进程发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示的思想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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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的完成
唐初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以李世民本人为代表，他虽然也主张文学为政教所用，对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等虽有文才却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为不满，但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却懂得文艺同政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他也不相信所谓“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而且，李世民在文艺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能够从艺术上欣赏文学。他亲自撰写的《晋书·陆机传论》，就大力称赞陆机“文藻宏丽”的创作。这虽不能直接引起文学的兴盛，至少也是为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唐初的几代君主，不仅太宗如其自称喜“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高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
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治世气象，他们又广引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后出现了几个宫廷文人集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有太宗朝的虞世南、许敬宗，高宗朝的上官仪，武后时的“文章四友”（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中宗时的宋之问、沈佺期等。这些宫廷文人，或位居显贵，或为帝王所奖掖，每有所倡，天下靡然成风。他们的大量创作，内容也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既无须亦难以深入抒发情思。与南朝及隋代宫廷诗相比，可以说稍归于“雅正”，但也因为这种“雅正”而更显得苍白无力。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持了一种艺术风气。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沿革的消息；其中有的诗人，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初唐的宫廷诗人在艺术上所追求的是繁缛绮错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性的重点，起初是对偶的修辞技巧，尔后又增之以调声的技术，并且最终把对偶技巧和声韵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在形式上推进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早在齐梁时期，诗坛上便已出现对偶说和声病说，但前者失之粗略，后者又失之琐细，且两者各不相侔。至北朝后期和陈隋诗人，五言诗的律化更进了一步，有少数诗篇已经符合唐人定型格律的规定，但在理论上没有提出新的总结，有些问题（如粘附规则）还没有完全解决。七言诗的律化，更处于幼稚阶段。唐初的上宫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在刘勰提出的“事对”、“言对”、“正对”、“反对”之外，又增之以“双声对”、“叠韵对”、“扇对”等，把原来仅限于词义的对偶又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稍后的元兢，不仅提出了字形和词义的对偶，而且提出了调声三术，表现出将声律与对偶紧密结合的新努力。从武后至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在当时的一批宫廷诗人笔下已大量涌现平仄协调、又合乎粘附规则的全篇合律的诗篇，标志着五、七言律诗的完全成熟。可以说，在律诗形式的完成过程中，宫廷文士起了规范化和统领风气的作用。
其中，尤以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三人的成绩最为显著。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今存的诗主要系五言律诗，也有少数七律。他的诗，句律精严而笔力雄健，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均完全合律，无一失粘者。他在武后天授初所作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长达四十韵，完全合粘，可见他对律诗这种新体制驾轻就熟的功夫，所以深为时人所重。杜甫曾称引李邕对审言的评价：“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八哀诗》）意即指此。明人许学夷称其为“律诗正宗”（《诗源辩体》）。他在江阴任职时所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曾被明代的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诗薮》）：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诗以大地回春的绚丽风光反衬游宦者有家难归的悲哀，用声色俱现的外景点醒时不我与的苦涩情思。“偏惊”、“忽闻”两句，顿挫有力；“云霞”、“梅柳”一联，感觉何其明快。从诗情来说，在当时也算是较为充实的了。
与杜审言同称为“文章四友”的，还有李峤、苏味道、崔融，他们均在武后朝任过凤阁舍人。李、苏曾为执宰大臣，位显名高，所写的多为奉诏应景之作，李峤并有咏物诗百余首，均了无情致。但在诗律上他们却是高手，在当时频繁的应制活动中，他们的诗合律率最高，宜为“一时学者取法”（《新唐书·李峤传》）。
宋之问（约656—约713）、沈佺期（约656—713），主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