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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神人。也就是说，作者对周围切近的矛盾冲突，仍然采取隔远和逃离的态度。因为，他对于自己所厌恶的现实社会，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在幻想中追求绝对的自由。
魏晋是散文进一步骈化的时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铺排之笔，辞采富丽，又使用很多对偶句，并以单行散句交错其间，使之奇偶相生，整齐中见变化。偶句的句末，大多用韵，易于口育。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
他崇尚老庄，性格高傲刚直，不抱礼法。又受道教影响，喜谈服食养生之事。通音乐，善奏琴。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有《嵇中散集》，又鲁迅辑校之《嵇康集》。嵇康与阮籍是好友，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思想多有相近之处，但性格为人、处世态度、颇有不同。嵇康娶魏宗室之女，与曹魏政权的关系，比阮籍更为密切；对司马氏的阴谋、他的反对也更为明白激烈。所以当正始末司马懿执政之后，他就脱离政坛，不像阮籍那样，仍虚与斡旋，以求自保。并且，他也不能像阮籍那样，借哲学的观照与思考，隔远了现实中的矛盾与痛苦。以他的社会联系、政治态度以及刚傲的性格，自然难以为司马氏所容，所以终究被构陷杀害。传说他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宽赦他，并以他为师，可见他在当时所享声望之高。
嵇康是魏晋之际最著名的论说文作家。《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说：“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其特点，一是思想新颖，好标异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二是说理缜密而透彻。主要作品有《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等。其中《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逻辑严密，辨析细致的论文，颇为难能可贵。不过，从文学意义上说，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为重要。
山巨源即山涛，“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为知交，后投靠司马氏。他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时，举荐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以免遭到危险。嵇康作此书断然拒绝，并宣布与之绝交，表示自己决不屈节妥协。当然，他不能公然从政治上表示对立。信中陈述自己不能就职的理由，是推崇老庄，任真纵放，无法忍受礼法的羁勒和俗务的纠缠。借这种表白，显示出桀傲不驯的态度。他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个性和志趣，提出“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又譬喻说：“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享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种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正是魏晋文学最显著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在自我表白的同时，作者还辛辣地讽刺挖苦山涛和整个司马氏政治集团。他说山涛：“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又描摹官场景象：“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尖锐地斥责了山涛及其他依附司马氏的人们毫无操守、投机多变。更有甚者，他还宜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是讥刺司马氏为了篡权而制造礼教根据。据说司马昭读了这几句话，对嵇康很痛恨。嵇康最终被杀，与此有直接关系。
总之，这篇书信全面反映了作者的人格。虽非正面立论，却毫无闪烁含糊之辞，放言无惮，辞锋犀利，风调峻切。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作者的真实感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嵇康的诗歌成就虽不如阮籍，但四言之作仍有特色。其《幽愤诗》作于因友人吕安的冤案被构陷入狱时，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赠秀才从军》更是激昂有气之作，第九、第十四两篇尤其受人喜爱：
良马既闭，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组诗原是嵇康为了送哥哥嵇喜从军而写的，但诗中借想象嵇喜从军后的生活，实际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情趣。“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写得何等有生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又是那样潇洒脱俗，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远的情怀。所谓“魏晋风度”，于此生动可见。
“竹林七贤”的其他几人，都很少有作品流传，只有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比较有名。《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可以看出当时风气。《思旧赋》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吕安的抒情短赋。全篇总共不足二百字，几乎刚开头就结束了。但从这种欲言而难语的文章体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气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当日政治的黑暗与恐怖。
第三节 西晋诗文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此前蜀汉已灭。晋立国不久，又攻灭东吴，结束三国分裂，重新统一中国。但以司马炎为首的统治集团，未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就沉湎于享乐，而司马炎以曹魏宗室孤弱、不能救助王室为戒，分遣同姓诸侯统率精兵镇守要地，又从另一面种下了祸根。他死后不久，就由一场宫廷内的权力之争演变出宗室间的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趁此机会，汉、魏以来大量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自立，摧毁了晋朝在北方的统治。西晋从立国到覆灭，总共只有大约五十年。
晋朝建立统一全国后，造就了盛大的事业和短暂的繁荣，原来就屡遭打击的反对派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般文学之士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归拢，成为其中一分子，或权贵门下的宾客。于是士风发生了改变。正始士人的纵诞任情，多少包含着对现实不满及拒绝与权势者合作的意味。而现今的士人既然立身于统治集团之中，就不能不有所检束。纵或小有越规，也仅只是文人的风流。其个体意识，在新王朝令人慑服的威势下必然地发生了减退。
文学同样发生着变化。此前，无论是刚健明朗的建安文学，还是隐晦曲折的正始文学，都充溢着内在的热情，作品大多富有生气和力度。因为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的，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迫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是自我意志与外部力量的抗衡。而西晋时期社会表面上是稳定的，文人自身的利益又与统治集团的利益一致，因而他们的生活就缺乏冲突与对抗，文学因而普遍显得松弛而平缓，少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换言之，文学的“风骨”在这时明显地减弱了。当然也有例外，左思、刘琨的诗歌是表现了冲突与对抗的，并且向来被誉为有风骨。不过，他们不是西晋文学的主流派。
但是，西晋文坛并不冷落。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出前代。尤其是诗歌，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而在正始时期，诗歌创作在社会上层还没有如此普遍。
西晋文学也不是没有继承前人的地方。其实，导致西晋文学不同于建安、正始文学的原因，主要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是作家创作观念的变化。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文学的抒情性，在主观意识上甚至比前代更为受到重视。陆机的《文赋》比前人更明白地说明了文学是感情活动的结果。只是，由于社会的压抑，作家缺乏对抗的意识，文学中感情往往只是表现为无奈甚至是空泛的低沉，很少有激烈、紧张、丰满的内涵。而文学作为修辞艺术的一面，受到更多的重视，因此，建安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被发展到极端。语言明显地趋向书面化，雕琢刻画的功夫更深了。建安诗歌中出现的对偶现象，这时也高度发展起来。使用偶句的普遍性，一首诗中偶句所占的比率，以及对仗的工整程度，都远远超过建安诗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写景的成分在西晋诗中也有明显的增加，并且写得更为细致工巧。《文心雕龙·才略》称陆机“思能入巧”《诗品》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又称张华“巧用文字，务为研冶”，主要都是表现在写景方面，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他们的作品缺乏壮阔的情怀，于细微处感觉却很敏锐，能准确地捕捉景物的特点并加以精细的表现，这是前人未曾达到的，对于提高古诗的语言表现能力和审美价值是重要贡献。并且，从建安到西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