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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另外，班彪尚有一篇《览海赋》，残存一段。这是古代第一篇专门写海的作品，故也值得一提。
除了纪行赋，东汉前期还出现了不少表述人生志向的以抒情为主的赋。如崔篆的《慰志赋》、冯衍的《显志赋》、班固的《幽通赋》等等。汉赋久已以写物为主流，所以这一类赋的兴起，仍然是值得重视的现象。虽然此类赋作往往夹杂了宣扬儒家正统观念的成分，但毕竟是和纪行赋一起，显示了辞赋再度向抒情转化的趋势。其中以冯衍的《显志赋》最为著名。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西安）人。他曾追随光武帝，有功不封，后又罢官居家，很不得意，因作此赋以自述。《显志赋》实际也是纪行赋的形式，但不是写真实的游历，而是出于虚拟。所表现的情感非常激烈，在整个汉赋史上也不多见。如其中说：
兵革之寝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纵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
这一种强烈的情绪，反映了经历两汉之交兵火的惨重破坏之后，人们对于战乱的极度痛恨，对和平生活的热爱。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辞赋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题材，即京都赋。最早扬雄就写作了《蜀都赋》，但因成都只是地方性城市，故影响不大。而后杜笃在东汉初写出了第一篇描绘京都的《论都赋》。描绘京都的繁华宏丽，既新鲜又适宜于发挥辞赋的特长，所以引起当时及后代文人的普遍兴趣，成为辞赋的一种重要题材。如傅毅有《洛都赋》、《反都赋》，崔骃有《历都赋》，班固有《两都赋》。以后东汉中期张衡的《二京赋》、西晋时左思的《三都赋》，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在东汉前期的京都赋中，则以班固之作最为著名。
班固《两都赋》是具有实际政治目的的作品，这一点和以前的大赋不同。在当时关于定都洛阳还是返都长安的重大争论中，班固力主前一种意见。他在《两都赋》中，比较洛阳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劣，特别强调东汉在洛阳所实施的统治，比西汉在长安所实施的统治更符合儒学的理想。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两都赋》的艺术创造力。它的首要特色，是以描绘都市为中心，比西汉辞赋更为广泛地反映了人类生活场景，山水、草木、鸟兽、珍宝、城市、宫殿、街衢、商业、服饰、人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气魄宏伟，景象壮丽。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
在结构形式上，班固模仿了司马相如，以“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相互论辩展开内容，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模仿的痕迹。但它仍有自身的特色。在写作态度上，《两都赋》虽有夸张处，但这是在写实基础上的夸张，而不是司马相如式的驰骋想象、近乎虚诞的夸张；在谋篇布局方面，也更费匠心，如其中先写地理形势和社会殷繁的轮廓，而后再细写具体的宫殿及场景，或大段铺写，或一笔带过，都有严谨的考虑；在句式、遣辞方面，也追求铿锵的节奏与响亮的音色。总体上说来，《两都赋》既不同于司马相如赋的纵横疏宕，也不同于扬雄赋的瑰丽奇谲，而是自成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京都赋的基本格式，也就由《两都赋》确定下来。
第三节 《汉书》与《论衡》
自汉元帝开始真正地、全面地重用儒生，推行儒术，天下群趋而研习今文经学说，于是在西汉后期的对策奏疏文中，继承董仲舒所开创的传统，引经据典，专门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讨论政治的风气盛行一时，形成了不同于西汉前、中期政论文的第二代政论文。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如翼奉、京房、贡禹、谷永、唐林等名家。在今天看来，这种文章实在是既缺乏思想价值，又毫无文学价值可言。
西汉后期只有极少数散文作品值得在文学史上提出。这里首先有刘向编著的《新序》、《说苑》。二书均广泛搜罗先秦至汉初的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从文学方面说，其中所记录的大量故事传说和寓言，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如《新序·杂事篇》中的“叶公好龙”、《说苑·至公篇》中的“杯弓蛇影”，都是著名的古代寓言。另外，刘向之子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西汉后期的一篇名文。文章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指斥今文经学家的褊狭固执，辞气严峻，说理清晰。“移”后来成为文章的一个分类，便是以此为开端的。
东汉前期的散文，在以对策奏疏为主要形式的政论方面，依然沿西汉后期的习气，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在此之外，却产生了两部重要的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间。其后一些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做过续补《史记》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汉书》。大体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传》。其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共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总计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但实际上，《汉书》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汉书》中既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只是，我们应该承认班固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又自有其方便之处。因此，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也有相当多的揭露，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惺惺相惜的同情。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只是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张禹传》写张禹的虚伪狡诈、善于阿谀取宠以保权位，不动声色却能入木三分。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又如写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苏武返汉时的复杂心情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
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