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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就这一节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宋玉极其善于选择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与幽怨哀伤的感情融化在一起来抒写，从环境气氛的渲染中，烘托出阴暗时代被压抑者的心理。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正如陆时雍《读楚辞语》所说：“举物志而觉哀怨之伤人，叙人事而见萧条之感候。”两者确实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其次，在这种景物和心理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感受和细致的笔触。尤其是开头几句，用远行中的漂泊感、登山临水的空渺感，写人生失意之情绪，极见匠心创意。第三，《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气词“兮”字的位置也不断调换，使得全篇的语言节奏相当灵活自由。同时，诗中又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保持音乐之美。这一特点在上面一节中已经很显著，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叠字，节奏更为鲜明。屈原的作品，显然没有如此之多的讲究。
《九辩》特出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与之并称“屈宋”，为后人所尊崇。杜甫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二）“风流儒雅”四字，是确切的评语。鲁迅也肯定《九辩》：
“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
概说
中华民族的凝聚融合，在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血与火的战争兼并双重力量的作用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秦最终灭齐为界，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虽然这个王朝只存在了十余年，但它的历史事业和政治制度，却由取而代之的汉王朝继承下来；虽然西汉初一度出现诸侯势力膨胀的苗头，但历史的大潮已无可逆转，到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西汉、东汉总共四百多年的统治，在多方面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基础。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需要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措施来维护和加强它的统治，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状态，是不能继续下去了。秦始皇在统一文字、法令、衣冠建制的同时，又下令进行思想控制：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交公焚烧；有敢于谈论《诗》、《书》的，概处以死刑。他还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他试图把愚民政策和严刑酷法作为统治国家的基础，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多方面继承了秦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立国不久，朝廷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规模收罗文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主张“清静无为”即减少国家对社会生活所加干涉的黄老思想，一度非常兴盛。但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秦始皇控制社会思想文化的设想，对汉王朝仍然是有用的，不过需要采取比较合理可行的方式去实现。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统治思想，并在政治制度上把读经和士人求官谋禄的出路密切结合，使读书人全都成为儒生，从而有效地结束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
但汉代的儒学，已经截然不同于先秦的儒学。本来意义上的孔孟之道，虽然也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方法的政治和伦理学说，但毕竟是在野的、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它吸收了孔孟思想中若干有用的成分，又糅合阴阳家和法家思想，形成一种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实用之学。当然应该看到，这是顺应着当时历史需要的产物。
统一帝国的建立，无疑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据《史记·平准书》记述，汉武帝时代，国家的经济力量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利用这样的经济力量，汉武帝一方面大兴土木，广建宫室，以满足他的奢侈欲望，同时大力向外开拓。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稳定和扩展了国家的边疆，解除了长期以来北部地区受游牧民族武力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了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汉王朝以前代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
通过“独尊儒术”建立思想统治，自然会极大地束缚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特别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方面，再也看不到战国时代自由活泼的气氛。但儒学本身又包涵以文化手段调节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意识；统治阶级也需要总结历史经验，需要精神文化的享受，因此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在受到严重束缚的情况下，仍然取得很多成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的。《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此外，武帝时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到西汉末，乐府规模更发展到八百多人。通过以上一些简单的例子，我们已经可以大略窥见西汉文化的盛况。
西汉覆灭以后，刘秀（光武帝）依靠地方豪族势力，并利用农民起义军，建立东汉王朝。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半个多世纪中，东汉保持了兴旺的势头。自和帝以后，高层权力结构显示不稳定的趋势。但东汉的经济文化，总体上仍有很大发展，不能因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加以否定。东汉的首都洛阳，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且是一个商业发达、消费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其富庶繁华，远远超过西汉首都长安，这在傅毅、班固、张衡诸人的京都赋中，都有充分的描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洛阳太学生已多达三万人，许多私学门徒也在千人以上，这表明东汉时文化的普及，和“士”阶层的壮大。
东汉中期以后权力结构不稳定，其直接原因是连续出现几个幼年登位的皇帝，造成权力真空，但根本的原因，却是皇权和士人集团之间的不协调。这一点在东汉末尤其突出。所谓“士人”，就是地主阶级中的读书人，其中最活跃的，是京都的太学生。从理论上说，他们具备做官的资格，并以此为人生出路，而一些世代官宦的大士族，和士人出身的朝廷大僚，则是他们的代表。皇帝和皇室成员，往往从“家天下”意识出发，完全把国家视为私产，重用其私奴——宦官，甚至通过宦官直接出卖官爵以积累私人财富；宦官则乘机把持权力，凌驾于朝官之上，有时甚至控制皇帝。这些不仅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有规则的运转，而且大大侵害了士人的利益。随着士人阶层的壮大，特别是豪门士族力量的壮大，士人的集团意识日益强烈。他们要求与皇权达成某种平衡，强调“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和权力，坚决反对宦官擅政。而摇摆于两者之间的，又有外戚的政治集团。桓帝、灵帝之世，宦官对士人集团的残酷压迫到了极端，士人的反抗也愈益激烈，使国家机器处于瘫痪。终于在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下，整个王朝土崩瓦解。以后到魏晋时代，豪门士族得到最大的收获，形成皇权与门阀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责任的儒学，渐渐为士人所轻视，从东汉末到魏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学术活跃发展的局面。
汉代的儒学，一开始就分成今、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偏重于政治上的实用性，多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是官方的学说；古文经学注意经书的政治和伦理原则，穿凿附会的成分相对要少，但地位一直不高。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进一步滑落为“谶纬之学”，脱离经书，专门伪造和推究神秘妖异的预言。它的愚昧，繁琐，导致古文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