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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见之泣下：‘相从数年，申生之心事，我岂不知者？彼闻我有他故，特为此以开释我耳。’因取香佩细认，觉其非真，因曰：‘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这跟申纯的认为她要与帅府公子结婚，恰成鲜明的对照。而像这样的思想感情的细腻刻画，也是以前的小说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可以说，这样的描写已开《红楼梦》的先声。
因此，《娇红记》的总体成就虽不如《水浒》（例如，其语言上的缺陷就较明显），但对青年男女的这种丰富、细致的感情及其发展过程的展示，在元、明间却首推《娇红记》。
也正因此，《娇红记》所写的事件虽较单纯，但由于描写的深细，全书竟达五万余字，而且除个别地方（如申纯遇鬼的一段）外，并无支蔓之病，这在我国小说史上也是空前的。
不过，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浅近的文言——与这种细致的描写却难以适应。上文所引的娇娘的那些话，如果改用生动的口语，必然将大为生色。同时，从文言的角度看，这样的细致描写又不免显得冗杂。所以，后来较好的小说，要末使用文言而回到简洁的路上去，要末就采用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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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这两部小说的产生年代，过去一般笼统地说是元末明初，而通行的文学史都把它们编入明代。我们认为，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附加的小字注所提及的“今地名”系指元代地名的情况，以及某些重要地名变更的年代，大致可以判定此书完成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以前，按习惯可以说是元后期。至于《水浒传》，罗贯中也是它的作者之一，对小说作了进一步加工的施耐庵则生活于元末明初。因此，把这两部小说编入元代文学要更合理些。进一步说，这两部小说的形成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就其所联系的历史背景而言，显然与元后期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形态有密切关系。所以说，尽管元后期与明初实际年份相差不多，但作为文学史的一个环节来叙述，也是把它们编入元代文学比较合理。
这两种小说都是“章回小说”的形式，后来的古代长篇小说也都是采用这种形式，它最初起源于民间说话中的“讲史”。在说话艺术中，“小说”类基本上都是能够一次说完的短篇故事，“讲史”类则专门演述长篇历史故事，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相当后来的一回。现存早期的讲史话本，均为元代所刻，其情况在前一章已作了介绍。这类讲史话本大抵都是根据说书人的简要底本敷演为书面的读本，内容以史籍载录与民间传闻相杂。以故事情节为主，较少注意人物形象的描写，文字大多比较粗糙。在这样的基础上，由于罗贯中、施耐庵这样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文人的参与，通过对已有的材料的整理加工和提高，终于创作出中国最早的成熟的长篇小说。其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仍是继承着“讲史”的传统，而《水浒传》则既吸收了“讲史”中的有关内容，又汇集了大量关于水浒英雄故事的短篇“说话”及戏剧故事加工创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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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概况与罗贯中
三国故事很早就流传于民间。据杜宝《大业拾遗录》，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而刘知幾《史通·采撰》言及，唐初时有些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了晚唐，三国故事已经普及到小儿都知的程度。
随着说话的兴盛和戏剧的流行，这一人所熟知的题材自然格外为艺人所青睐。宋代说话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同时皮影戏、傀儡戏、南戏、院本也有搬演三国故事的。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此时三国故事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宋代这一类故事的话本没有留传下来，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所刊《三国志评话》（参见前章），其故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情节颇与史实相违，民间传说色彩较浓；叙事简略，文笔粗糙，人名地名多有谬误，未经文人的修饰。与此同时，戏剧舞台上也大量搬演三国故事，现存剧目即有四十多种，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皆已具备。而后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出杰出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它是文人素养与民间文艺的结合。一方面，作者充分运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其它一些史籍所提供的材料，凡涉及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均与史实相符；另一方面，作者又大量采录话本、戏剧、民间传说的内容，在细节处多有虚构，形成“七分实事，三分虚假”的面目。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一些零星记载也互相抵牾。现在一般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或谓无名氏作）等书提供的材料，认为他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太原，在杭州生活过。贾仲明说他“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以知道他在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还活着。另外，明人王圻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稗史汇编》），清人徐谓仁说他曾客于张士诚幕中（《徐炳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均不知何据。中国最早的两部优秀长篇小说中，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水浒传》作者之一，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杂剧作家，剧作存目三种，今传《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传世的《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也署罗贯中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的刊本，二十四卷，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
后来的各种版本，都是依据嘉靖本，在细节方面各有些改动，总的面貌未有变化，只是有一种假托的“李卓吾评本”将原书的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此书作了较大的加工整理。他们修改了回目，对情节和文字也作了些增删，并削除了原书的论赞，逐回加上自己的评论。经过这一番加工，全书在艺术上有所提高，但原书的正统道德色彩却也更为浓厚了。这种简称为《三国演义》的一百二十回本就是后来通行的本子。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中国古代的通俗文艺、对于“正”与“邪”的分辨大抵是截然分明的。《三国演义》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书中代表“正”的一方是蜀汉，以刘备最为突出；代表“邪”的一方是曹魏，以曹操最为突出。这是三国故事很久以来就形成的倾向，只是在小说中表现得更充分。比较简明地分辨“正”、“邪”，其实是通俗文艺很难避免的，因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容易了解历史人物，对历史作出一种道德化的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观众和读者的感情投入。——所谓“正”的一方，对欣赏者而言就是“我方”。苏轼记“薄劣小儿”闻刘备败则忧而出涕，普通成年人的感情其实也与此类似。
在三国的三方中，怎样来分辨“正”、“邪”，则是由一种尊崇“正统”的封建道德观决定的。历史上的曹操，本来是一个蔑视传统伦理的“奸雄”式人物，他虽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却不大容易在传统道德标准中得到肯定；刘备虽然没有太大的政治成就，却因为他与汉皇室的一点可疑的血统关系，更容易被树立为正面人物。由此来分辨正邪，体现出皇权神圣的意识。不过，小说通过对曹操的残暴奸诈的描绘和对刘备的宽厚仁爱的赞扬，也表现出作者、也是民众的对于“仁政”的向往。小说中写刘备从当阳撤退时，虽形势危急，仍不肯抛弃跟随他而行的十几万百姓，诸如此类的情节，与其说是敷演史实，毋宁说是写出了老百姓的希望。
与封建正统道德同时存在的，是民间的尤其是市井的“义”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