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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驱。第二，李女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她自动去见张浩，率先提出婚姻之约，并要张浩留下凭证；她托乳母向父母提出欲与张浩成婚，遭拒绝后又要人向张表示“业已许君，幸无疑焉”；在得知张浩已聘孙氏女时，她毅然向父母说知自己与张浩的关系和以死抗争的决心，投井自杀；最后又赴府控告，终于打赢了官司。像这样的主动、勇敢和泼辣，简直不知礼教为何物，也与士大夫家庭的小姐大异其趣。可以说，本篇鲜明地体现了市井民众的思想特色，已看不出“士习拘谨”的痕迹；篇中虽未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但结尾处说张浩与李女所生两子“皆登科矣”，那显然是叙述当代事情的语气。
不过，作品中的稚拙之迹也很明显。府衙把张浩和李女的私情视作已有婚约，判两人成婚，这已是匪夷所思；而“家财巨万，豪于里中”，“贵族多欲与结姻好”的张浩，虽然很爱李女，却始终不主动向李家求婚，让李女在这件事上孤军奋战，更使人难以理解。至于描写，也失之简率。如李女在“知浩已约婚孙”后的内心活动，投井时的心理状态，作品竟都全不触及。较之《大业拾遗记》等对人物的描写，差得多了。
总之，北宋的传奇虽有深受“士习拘谨”的束缚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与此相背的运动；不过要从这运动中产生杰出的作品，却还要相当长的时日。南宋和元代的文言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三、南宋和元代的文言小说
南宋的志怪小说有郭彖《睽车志》、洪迈《夷坚志》、沈某的《鬼董》等。《睽车志》多谈报应，文字亦芜杂。《夷坚志》则使宋代志怪的面貌有了较重大的变化。
洪迈（1123—1202）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绍兴十五年进士，为敕令所删定官。父皓，以主张抗金为秦桧所恶，洪迈亦遭排摈。累迁吏部郎兼礼部。曾接待金使者，不事迁就；使金，以争朝见礼，不屈，几被扣留，还朝后又被认为使金辱命而罢黜。后起用，知泉州，又历知吉、赣、婺州及建宁、绍兴府，入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淳熙二年（1175）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家居二十余年而卒。洪迈学问渊博，所撰《容斋随笔》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夷坚志》卷帙浩繁，计初志二百卷，支志、三志各一百卷，四志二十卷，凡四百二十卷，每志又各以天干分为十编（甲至癸），唯四志只有甲、乙二编。今仅存一百八十卷及后人辑集的《夷坚志补》三十五卷、《再补》一卷。
《夷坚志》较之以前的志怪具有如下特点：一、篇幅加长，情节也较前复杂。如《夷坚志补》卷八《王朝议》、卷十一《满少卿》，皆在九百字左右，字数已远远超过《离魂记》等短篇传奇。《王朝议》写沈将仕被骗的过程，委曲周至；《满少卿》写满少卿与焦氏女由合至离及少卿最终被杀，亦曲折有致。二、题材扩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前的志怪小说都具有非人间的力量所能产生的事物或行为，但《夷坚志》中却引入了一些纯粹人间的故事。如《夷坚志补》卷八《李将仕》、《临安武将》、《吴约知县》分别写三个利用女色诈财的骗局，就都毫无神怪色彩。另一方面，在《夷坚志》中出现了若干市井民众的生活。如《夷坚志补》卷七《丰乐楼》中的沈一、卷十一《满少卿》中的焦氏父女等等，其身份就均为市井民众。而且，他们的言行和思想感情，也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市井民众的特色。沈一看到其酒客中有几人情况特殊，以为是五通神，便向他们跪拜，“乞小富贵”；
他们送了他一袋器皿，他摸知为银酒器，耽心背回家去时酒器相互碰撞发声，路上有人盘问，就赶快用槌击脚踩，将它们全都弄扁，连口袋都来不及打开；回家后向妻子“连声夸语”：“速寻等秤来，吾获横财矣。”诸如此类的表现就颇切合市井民众的身份。而以前的志怪小说是很少写到市井民众的，偶或涉及，也看不出作为市井民众的思想感情的特色。三、描写较前详细，且引入若干口语。这在以前的志怪小说中也是难以看到的。前者如《吴约知县》写吴约欲与一妇人私通，入其内室，恰值其丈夫回来，妇人教他伏于床下，其夫“索汤濯足，置盆于（床）前，且洗且浇，须臾间水流满地。吴衣裳济楚，虑为所污，数展转移避，窸窣有声”，终于被其夫发现。这过程就写得颇细。后者如《夷坚》支戊卷五《刘元八郎》中的“世上却有如此好人，真是可重”、“两三日服事你，如何略不陈谢？且与我十万贯”、“我自无饭吃，那得闲钱”之类，都是突出的例子。当然，这些在《夷坚志》中也只是局部的现象，但较之以前的志怪小说显然是一种进步。四、注重趣味性。（夷坚志》中的有些作品固然勉强可说其意存惩劝或发抒自己的感慨，但有的却看不出有什么政治、伦理目的。
如《夷坚》甲志卷四《吴小员外》、支甲卷六《西湖女子》和丁志卷十五的《张客奇遇》，都写及人鬼相恋。第一篇中与鬼相恋者差点被祟而死，把鬼铲除后始得康复；第二篇中的女鬼相当可爱，其鬼气虽对恋人的身体有损，但她教他服药后就康复了；第三篇中与鬼相恋的张客则毫未受害。所以，作者写这一切，既不是主张人鬼相恋，更不是反对人鬼相恋，而只是为了好玩，他并不希望从中总结出什么教训——也没有教训可以总结。——这并不意味着书中各篇皆无寓意，只是有不少作品确仅从趣味性出发。
若衡以上节所述宋、元“说话”的特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夷坚志》向“说话”的倾斜。这种倾向在《夷坚志》以后的《鬼董》中也可看到。《鬼董》作者姓沈，名字已不可考，约生活于南宋后期，为太学生。董狐为古代著名史家，作者以记鬼的董狐自命，故名其书为《鬼董》，凡五卷。其卷一有一篇记张师厚事，大致谓师厚妻懿娘死，师厚继娶刘氏，残刻妒忌，迫师厚发懿娘墓，以骨投于江中。继而刘氏已死的前夫和懿娘的鬼魂均来索命，师厚请法师张云老禳治。但刘氏仍为前夫鬼魂拖入水中而死。云老与懿娘搏斗，却打中师厚，以致殒命。云老亦以误伤人命而刺配。作者在记述此故事后又说，《夷坚》丁志载杨从善妻王意娘死、从善再娶、意娘索命，实即此事，“但以意娘为王氏，师厚为从善，又不及刘氏事。案此新奇而怪，全在再娶（刘氏）一节，而洪公不详知，故复载之，以补《夷坚》之阙”。《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所载，是否与此有关，可不置论；但从中可见作者的追求目标在于“新奇而怪”，这跟《夷坚志》的注重趣味性实相一致。书中最能体现这一原则的，则为卷四《樊生》条；
即《警世通言》中《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之所本。情节离奇曲折，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为开质库的樊生等市井民众。
南宋的传奇散见于《云斋广录》、《摭青杂说》、罗烨《醉翁谈录》及《说郛》等书。但《醉录谈录》中的有些传奇，可能已是元代的作品了。
《云斋广录》，李献民作。献民字彦文，开封府酸枣县《今河南延津》人。生平不详。此书属于小说类，原为十卷九门，今存九卷六门。卷首有政和辛印（即政和元年，1111）的序，而书中所收《西蜀异遇》的故事却发生于绍兴年间，该篇的写作自不可能在绍兴以前。是其书于绍兴年间又尝增补，而献民的生活时代则为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书中作品最突出的即为《西蜀奇遇》，其次则《钱塘异梦》。
《摭青杂说》为王明清（1127—1202以后）作。明清字仲言，汝阴（今安徽阜阳）人。曾为宁国军节度判官、泰州通判、浙西参议。著有《挥塵录》、《玉照新志》等。《摭青杂说》原书已佚，零篇主要保存于《说郛》中。最有影响的是写范希国夫妇和单符郎夫妇的两篇。
罗烨《醉翁谈录》辑集小说多篇，最值得注意的是《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和《王魁传》。另有一篇《苏小卿》，原也收于《醉翁谈录》，后亡佚；而《永乐大典》二千四百五卷据以转录。周密《齐东野语》谓：“有妄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传》。”夏噩见于《青琐高议》前集卷十《王幼玉记》，本非名人。其具有被伪托的价值，当在《青琐高议》已较广泛地流行、夏噩为众所知之后；而《青琐高议》成书于北宋后期，则《王魁传》似以出于南宋的可能性较大。《红绡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