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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等；我国学者苏兴当时没有看到他们的论文，但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的结论（见苏兴《〈京本通俗小说〉辨疑》，载《文物》1978年3期）。所以，《京本通俗小说》并不能作为判断宋话本依据的实物。
此外还有《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曾被不少学者认为宋话本。但除《梁公九谏》时代不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为宋话本）外，其余两种都为元话本。再如冯梦龙编《警世通言》所收《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和《醒世恒言》所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下分别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宋本作《错斩崔宁》”。因而通常也被认为是宋话本。但《崔待诏生死冤家》和《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含有明代人的用语和生活特征①，估计已经过冯梦龙的较大加工，并非原貌了，其底本到底是宋话本抑元话本已难以判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为元话本，是否经过冯梦龙加工也无从断定。
①《崔待诏生死冤家》说到“湖南潭州府”，为明代地名。《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说吴洪到行在临安应考，没有考取，就在临安住了下来，拟于“后三年，春榜动，选场开，再去求取功名”。这种情况也只可能出现于明、清时代。详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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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宋、元话本的特色
宋刊话本今已无从见到。目前所见元刊话本，以讲史居多。除上举《五代史平话》外，尚有《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三卷、《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三卷、《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三卷、《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三卷、《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以上又合称《全相平话五种》）。皆为建安（今福建建阳）虞氏所刊。其《三国志平话》既刊于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另四种的刊行时代当与之相同或相近。此五种国内均有影印本及排印本；原书则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三国志平话》除虞氏所刊者外，尚有一部元刊本《三分事略》，与虞氏所刊同书异名，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又有《宣和遗事》二卷（另本题作《大宋宣和遗事》，四卷），系抄撮旧籍而成，其中有几个部分属于讲史性质。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以为此书系宋刊本（见《士礼居丛书》本《宣和遗事·跋》），现代学者一般定为元刊。
说经话本今存《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残本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实为同书异名，原书也藏于日本，国内有影印本及排印本。学术界对此书的时代有宋刊及元刊两种意见，当以元刊为是。——著名学者王国维氏原定此书为宋刊（见《观堂别集》卷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后也改定为元刊（见其《两浙古刊本考》）了。
至于小说话本，元刊的只剩《红白蜘蛛》的一页。明刊本《六十家小说》（通常称《清平山堂话本》）现存也为残本，其中《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风月瑞仙亭》等话本均不可能早于元代。冯梦龙编《警世通言》中除上节提及的《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原为宋或元代话本外，尚有《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及《古今小说）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上节提及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原均为元话本①。它们在收入“三言”时有可能由冯梦龙作过较大加工②，不过故事的主要情节当不致改变。
①黄永年教授于1979年在西安发现了元刻《红白蜘蛛》残页，撰有《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他在文中指出，《红白蜘蛛》即《醒世恒言》中《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的蓝本，而前者的篇幅还不到后者的一半。足见冯梦龙在把一些早期话本收入“三言”时确有加以改动和发展的，并非都保存原貌。
②《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主要人物为赵正。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有“说赵正激恼京师”语，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所叙赵正故事也相合。又据锺嗣成《录鬼簿》，元人陆显之有《好儿赵正》话本，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原当为元话本。
上述话本虽多数是元刊本或在元代编定的，但“说话”原在口头流传，在演述过程中又不断经过“说话人”的加工提高，所以，不少元代刊印或编定的话本实是从宋朝就开始流传的“说话”。例如《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北宋的瓦舍伎艺，就提到“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两者当都是“说话”，可见《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和《五代史平话》之成为现在这种样子，实经过了宋、元两朝“说话人”的长期劳动。再如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三《班固入梦》条记乾道六年冬吕德卿等四人在茶肆中“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是宋代的“说话人”已在演述《汉书》，《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当也是由宋代的“说话”发展而来。
这些话本虽然大部分比较简略，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重要。就总体来说，它们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注重趣味性和虚构。
“说话”是“说话人”赖以养家活口的职业，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吸引听众。而听众听“说话”是为了娱乐，要讲得有趣味才拉得住他们。因此，趣味性就成了“说话”的第一原则。
“说话”主要是叙述故事，而事实不一定有趣味，更不可能有充分的趣味性。“讲史”所说，有许多都出于虚构，其故即在于此。所以，“说话”的追求趣味性是以虚构为基础的。
它首先在情节的设计上用力，以引起新鲜感和惊奇感。如《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写书生吴洪夜间与友人自郊外返归，在一处坟地里遇到了鬼，两人拼命奔逃，不料所到之处都有其他的鬼，而且连吴洪新娶的妻子及其陪嫁等原来也都是鬼而非生人，在当夜一起出现，两人心胆俱裂。其情节的紧张，超过以前任何小说。这也就意味着“说话”所具有的趣味性较以前的任何小说都强。其次是在叙述时注重诙谐，以使人感到可笑。如《简帖和尚》写皇甫殿直怀疑妻子在自己离家期间与人私通，吊打使女迎儿以逼问口供。迎儿痛得受不住了，只好说他妻子在那期间是“夜夜和个人睡”。皇甫殿直以为她已招认，把她解下来细问，她却说那和他妻子睡的人就是她——迎儿。又如《五代史平话》叙黄巢等经过一座高岭，“怎见得高？几年颠下一樵夫，至今未颠到地”（《五代梁史平话》）。这两个例子中，前者具有幽默感，后者则是通常所说的滑稽；而其目的，显然都为了使听众觉得有趣。这些当然也都出于虚构。
唐代的传奇虽已注意于故事的奇，但在总体上必须显示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见赵彦卫《云麓漫钞》）。着眼之处既多，对趣味性的追求自不如“说话”的集中而强烈。
而且，唐传奇所显示的趣味，是士大夫的趣味。如牛僧孺《玄怪录》中的《元无有》写元无有夜行遇怪，与吴洪的夜行遇鬼似为同类题材。但无有所遇的精怪作诗自言生平，相互赞赏，士大夫气十足；而吴洪所遇之鬼，或为皂隶，或受拷掠，或开小酒肆，与《元无有》中的精怪实有雅郑之别。若就故事情节的紧张，动人来说，则《元无有》不如《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远甚。至于科诨式的穿插，更为唐传奇所无。
总之，宋、元“说话”强调市井的趣味，其注意力集中于编织故事，且杂以科诨，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通俗小说的一般形态。由编织故事进到刻画人物，再进而突现个性，是宋元以来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同时，由于重视科诨的传统，连思想陈腐的《儿女英雄传》也正如胡适所说有其诙谐、风趣的一面①；至于《水浒传》等作品中把人物的描写和诙谐的追求有机结合起来②，则是这种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①胡适《儿女英雄传序》：“这部书的内容是很浅薄的，思想是很迂腐的，……作者有意模仿说评话的人的口气，叙事的时候常常插入许多‘说书人打岔’的话，有时颇觉讨厌，但往往很多诙谐的风味。”
②如《水浒》五十三回：戴宗带着李逵用神行法走路，不准李逵吃荤。李逵偷吃牛肉被戴宗发现，戴宗便作弄他，第二天李逵走路时再也停不下脚来。李逵受不住了，说再这样走下去，只能用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