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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赞为一字之下，后人无法更易。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不胜枚举。至若《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巧绝伦。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和杜甫同时、作品也注重反映社会情况的诗人是元结。但他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与杜甫相比，他对诗的看法也很有些偏颇。在这里我们对他作一简单的介绍。
元结（719—772）字次山，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二载（753）进士，曾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道州刺史。有《元次山文集》。乾元三年（760），元结在他所编的《箧中集》前写了一篇序，尖锐批评了当时诗人在内容上“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堂”，在形式上“拘限声病，喜尚形似”，要求诗歌归于“雅正”；过了五年，在《刘侍御月夜宴会诗序》中他又感慨道：
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
那么，他所谓的“雅正”是什么呢？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能“救时劝俗”（《文编序》），能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换句话说，就是首先要把诗歌当成政治奏疏、劝世文、国策文论来写而不是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虽然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学的实用功能强调到极端，不仅轻视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而且会造成忽略诗歌语言、形象、韵律等艺术要素的缺陷，在他所选《箧中集》的二十四首诗歌中就有这种倾向，在元结本人的诗歌创作中也有这种倾向。
《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是元结的两首代表作。《舂陵行》描写道州经过兵乱后衰败破敝的景象，记述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并表示自己宁可接受上司处责，也不忍心再在这些处境艰辛的人民身上搜括钱粮；《贼退示官吏》则劝告道州官吏，“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不要再在这些百姓身上横征暴敛，并以诘难的口吻写道：“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在这两首诗里，显示了元结同情百姓的人格，所以杜甫也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并感叹说：“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同元使君舂陵行》）
但包括这两首诗在内，元结诗歌在艺术上是粗糙的。因为在他看来，诗的社会功能高于一切，只要表达了合适的内容，诗就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因此，他的诗语言显得草率，似乎没怎么仔细斟酌。像《宿洄溪翁宅》的“吾羡老翁居处幽，吾爱老翁无所求。时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与党侍御》的“今将问茂宗，茂宗欲何辞。若云吾无心，此来复何为”，以及《瀼溪邻里》、《喻瀼溪乡旧游》等，都缺乏节奏感和精美的形象，质木无文，像押韵的散文而不像诗。倒是一些仿民歌，如《欸乃曲五首》等，还饶有情趣、俗而不鄙。举其二为例：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
元结这种极力强调诗歌在政治上的实用功能的理论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动向。后来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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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历、贞元间诗人
“安史之乱”刚刚过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四野萧条。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王维、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相继去世，活动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唐德宗贞元年间的诗坛上的，是较年轻的刘长卿、顾况、韦应物及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在富庶风流的盛唐时代度过了青春时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乱及战乱之后的破败萧条。“年少逢胡乱，时平似梦中。梨园几人在，应是涕无穷”（戎昱《八月十五日》），“白发壮心死，愁看国步移。关山惨无色，亲爱忽惊离”（钱起《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时代盛衰变化在他们心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使他们感到格外痛苦。一方面，在盛唐时代养成的入世热情和士大夫传统的济世救民思想，羼杂着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怀之情，使他们仍然不时地关注着社会，试图在拯救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像韦应物《寄畅当》的“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钱起《送傅管记赴蜀军》的“勤君用却龙泉剑，莫负平生国士恩”，都表现了这种心情。他们内心中也不时地迸发出一些激情与豪气，像戎昱《上湖南崔中丞》的“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钱起《送崔校书从军》的“宁唯玉剑报知己，更有龙韬佐师律”等等，均属此类。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以及软弱的性格，又使诗人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他们的所谓“日夕开真经，言忘心更默”（钱起《东陵药堂寄张道士》），“莫问生涯事，只应持钓竿”（郎士元《长安逢故人》），都是希望在这纷乱的现世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的心境中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
后一方面是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思潮，因此，佛、道两教的影响便日益在诗人心中加深。正如《新唐书·五行志》所说，天宝以后，士人们多寄情于江湖僧寺。因为佛、道两教在这个时代都特别提倡一种清净、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与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而静谧的寺观多坐落在幽深的山水环境之中，这一切都吻合于文人此时希望摆脱人世烦恼的心境。所以韦应物说自己是“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萧疏空掩门”（《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顾况则说自己是“野人本自不求名，欲向山中过一生”（《题明霞台》），耿湋更表示“愿向空门里，修持比画龙”（《晚秋宿裴员外寺院》）。这种时代风尚和人生情趣又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情趣。大历、贞元时期，大量的诗歌都表现了一种审美上带有共通性的趋向，即通过描述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以表现对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
刘长卿（？—约790）字文房，郡望河间（今属河北），籍贯宣城（今属安徽）。进士及第后曾任海盐令，但不久便贬官到南巴（今广东境内），北归后任监察御史、检校祠部员外郎等职，但不久又一次被诬陷贪赃，再贬睦州司马，直到德宗时才又任随州刺史。据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