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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也不说话了,看都不看刘一民一眼,等着他把毒气出完。
刘一民又转向谭政说道:“谭副政委,这个事情以后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也不爱听。谁要是看不惯、不谅解,就回总部报到,请总部另行分配工作!你把我今天晚上讲的话原封不动的报告中央,让中央看看。如果中央也认为报纸上对我的批判言之有理,我给八路军抹黑了,我辞职,不当这个司令员了。如果中央认为那些批判是错误的,就请中央予以制止。共产党也得讲道理,省点纸张多印点教材或者宣传标语比这强的多。也奇怪了,国民党的报纸说我是军阀,日本鬼子的报纸电台也说我是军阀,我们的同志在报纸上写文章也映射我是军阀。弄来弄去,我里外不是人。我不干了行不行?让你们干,行不行?我就是当个游击队员,也照样打鬼子!”
刘一民等于是发飙了,连罗荣桓带谭政一起批评了,而且说的很不客气,连辞职的话都说了出来。
屋子里一片寂静。
好好的一场聚会,让谭政一上来说的“司令员,你要注意啦”和提的几点意见给彻底搅合了。
赵小曼就在隔壁值班,听见刘一民声音越来越大,慌忙进来倒水。倒完水,轻声说道:“请首长们喝水。参谋处的同志们都在候着呢,等候研究作战计划呢!”
刘一民也确实是在借题发挥,把自己的郁闷全部发泄了出来。只不过他冲着谭政和罗荣桓发火没道理。罗荣桓不用说了,谭政也是好心好意地把收集到的意见向司令员、政委汇报,只不过刚开始时说话的语气不对而已。
赵小曼说完出去后,刘一民也不再发火了,坐在凳子上抽烟,一连抽了三根,这才说道:“刚才我的态度不好,主要是让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给气的了。政委、谭副政委,对不起了。老谭收集的同志们的意见,回头我们再研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确对待。不过说实话,由于军事斗争任务过于繁重,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抓的不够好。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教育大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眼光看待问题,用正确的方法分析问题。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偏差。就象当年鄂豫皖肃反扩大化一样,张国焘架着机枪杀人,有点很忠诚的同志被杀前还认为张主席英明无比,自己可能真的有罪。这多么可悲啊!”
曾中生接话到:“张国焘专杀自己人。什么肃反,纯粹就是杀和他意见不同的人。”
刘一民见罗荣桓和谭政还是不说话,就又说道:“政委,老谭,我也是发发火,出出怨气,并不是想批评谁。老谭来的晚,我和政委、参谋长、蔡主任在一起时间长,彼此说话不藏着掖着,什么事情都拿到桌面上来说,心里不藏事。吵就吵,吵完了也就算了。反正鬼子还得打,工作还得干。我比你们年轻,说错了,谁都不要往心里去。说对了,都赶紧改就是了。中央让我们几个挑山东军区的担子,小鬼子又紧盯着我们不放,蒋介石给我们使绊子,个别同志不了解情况就指手画脚,我心里确实憋屈的很,不冲你们发发火,我都要憋死了。话又说回来,马上就要开始大战了,吵一吵,发泄发泄,也能释放一下压力。先说好啊,要是这一次我不幸战死了,你们谁都不准记我的仇,谁记仇就不是好战友。”
罗荣桓马上就瞪着眼睛吼道:“你胡说什么呢?再敢胡说,信不信我揍你!”
刘一民嘿嘿一笑:“我要是不说点狠话,你老是板着个脸坐在那里,这会开不成么!”
谭政诚恳地说道:“司令员、政委,是我不对,开始说话有点盛气凌人,惹恼了老蔡,也惹恼了司令员。我做检讨!”
蔡中也不恼了,说道:“老谭,都怪你来得晚,和我们几个不熟悉。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没意见也可以开玩笑逗乐子。你刚才一张嘴就说‘司令员,你要注意啦’,这就不对么,象是保卫部的人在居高临下的审犯人么。我不和你吵还行啊?算了,还是抓紧研究作战计划吧!”
几个人这才安静下来,让作战处的几个处长过来,开始就着地图研究作战计划了。
第九三三章 十万火急
刘一民、罗荣桓、曾中生、蔡中等人的就职通电和刘一民、罗荣桓与雷法章、宁春霖以及刘一民的公开谈话发表后,举国上下舆论哗然。只要是认得汉字的,都能从雷法章的话语中看出临沂事变的端倪。加上刘一民谈话中针对张里元《临沂事变》一文条分缕析的剖析质辩,等于是临沂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重庆满大街都是报童的叫卖声:“卖报卖报,刘一民将军说蒋委员长搞阴谋诡计”!“卖报卖报,快看国民党又来这一手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奉命坐飞机到重庆的东北军将领万福麟、周福成、刘多荃、王铁汉、张文清、何柱国、徐良、牟中珩、缪征流等人在接受蒋委员长召见时,方知发生了官邸之变,东北军的总司令少帅张学良负伤住进了医院,听蒋委员长的意思是一定要将张副总司令送上军事法庭的,而且东北军在重庆的留守机关以及张副总司令官邸已经被查封,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失去了自由。
这下又乱套了,这些东北军将领与张氏父子感情深厚,自从撤进关内后,成了无根之萍,全靠张学良的旗号笼聚人心呢。现在张学良犯下了如此大罪,蒋委员长要将他送上军事法庭明正典刑,这不是要东北军的命么?这种时候,孔祥熙的钱似乎也不是很管用了。
但是,现在的东北军可不是历史上西安事变时候的东北军。那个时候,东北军还有十六万兵力呢。现在的东北军经过抗战以来的消耗,满打满算,也就几万人。而且,蒋介石利用张学良两次辞职出洋考察的机会,在东北军各部队里掺杂进了许多中央势力,这些高级将领们就是想怎么样也力不从心。无奈之下,万福麟挑头,竟然找到了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求见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要求共产党出面,营救张学良。自此,官邸之变才浮出了水面。
就在国共双方、民主党派、东北军为临沂事变和官邸之变展开激烈博弈的时候,中共南满省委在锦州的地下联络员张慧芝接到了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和抗联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联名发来的密电,十万火急,迅速查清关东军主力是否入关。
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和抗联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接到中央要求严密监视关东军动态的指示电后,派出侦查员多路侦查。可惜,此时正是第一路军最困难的时候,日军的讨伐队紧追不舍,还有抗联叛徒组成的特工队为日伪军引路,侦查员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冲出日军的封锁圈。无奈之下,魏拯民和杨靖宇决定启用在锦州的秘密地下联络员,侦查日军动向。
张慧芝是锦州高等国民学校的一个教师,利用教师身份掩护为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提供情报。
接到任务后,张慧芝思索了一番,觉得只有到火车站上去,才能查清楚关东军是否入关。
现在和历史上不同,历史上关东军除了在开战之初派遣察哈尔兵团参加太原会战外,很少派部队入关作战。现在关东军已经两次抽调重兵集团入关参战,而且把察哈尔兵团和第八师团的命送到了关内。
此时,锦州火车站早已被日军戒严,张慧芝根本就进不去。这丫头也聪明,想起了她的一个学生的家长在满铁供职,是锦州火车站的副站长,而这个学生这几天正好感冒,没有上学。张慧芝灵机一动,就给那个副站长打电话,说是要去看望学生。
东北不同于关内,日本人的势力早已完全渗透,特别是九一八之后日军侵占了东北,进行奴化教育,当伪职员的人很多。象锦州火车站,站长是日本人,副站长和许多职员都是中国人。日军也不怕中国人不好好干,他们实行的是连坐法,一个人通抗联全家问罪。这也是伪满洲国防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