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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战争发展却证明，达米埃塔既是路易九世征服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城池。十字军自从攻克这座城市之后，同第五次东征的十字军一样，陷入被瘟疫折磨的怪圈儿，甚至连发生瘟疫的地点也大致是相同的。十字军虽然熬过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不过这使得他们耽搁了时间。他们下一个目标是阿尤布王朝的心脏开罗，即使前方有猛涨尼罗河水，好像也不能阻挡那些跃跃欲试的十字军的先头部队。结果是冲在前面的路易九世的弟弟阿图瓦，在攻击开罗的时候被穆斯林斩杀。而开罗城依然坚不可摧，阿拉伯人的战船游弋在尼罗河上，开阔地带则有英勇善战的马穆路克。这时，力量的天平已然远离侵略者一方，十字军在不知不觉间就陷入被动、绝望的境地，他们得不到给养，饥馑的士兵发现，即使是撤退也为时已晚。结果，十字军又重蹈先辈的覆辙，而且比第五次东征的先辈还要惭愧与耻辱，因为就连路易九世都成为被锁在铁链里的阶下囚。不过路易九世还算是幸运的，萨拉丁的后人送给这位基督徒俘虏一件精美的袍子，而且他后来还在基督徒归还达米埃塔，付清40或80万块金币的战争罚款之后，被释放了；一同被释放的还有他周围的一些士兵和大臣。
路易九世金币赎身的时间是1250年，这时阿尤布王朝的苏丹刚被马穆路克推翻。之后，路易九世和与他一同获释的士兵在阿卡羞愧地呆了四年时间，于1254年返回法国了。
人们常说“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与第五次比照起来，第七次十字军战争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第八次十字军战争
1270年，也就是大约在路易九世返回法国16年之后，这位已经年届56岁的国王又开始以一股走火入魔般的热情，鼓动发起讨伐异教徒的二次圣战，这就是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十字军战争。
有句俗话说“好了疮疤忘了痛”，这句话用在老路易（九世）身上倒是很合适。有人认为是20多年前未成功的阴影和对上帝的忠诚，支撑着败军之将老路易老而弥坚地付诸于战争。可是对于一个曾经沦落为囚徒、用金币赎回性命的老国王来说，这种说法实在有些难以令人信服，甚至还不如用“老年妄想”或“老年痴呆”什么的来解释来的贴切。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基督徒的一种美化宣传。两年前即1268年，马穆路克摧毁了十字军在第一次东征中建立的基督教国家安条克，这件事或许刺激 了老路易的神经。
虽然这时的欧洲人大多已经对屡败无果、耗财伤民的十字军战争失去兴趣，教皇的号召力也已成明日黄花，然而路易九世还是不顾国内贵族和近臣的反对，带领6000骑兵（大多是雇佣骑士）和三万步兵向突尼斯启航。关于老路易把目标定在突尼斯的原因，常听到的有两种解释，一是妄想为那里的异教徒国王行“洗礼”，二是为了传说中的财宝。
不幸的是，老路易的第二次出征比第一次还要背运。这支十字军在突尼斯登陆不久，就接受了异教徒的一顿老拳的洗礼，缺乏天时、地利、人和的十字军只有挨揍的份儿。老路易环顾四周，当然是没有看到前来接受“洗礼”的什么异教徒的国王。随后，大批十字军在突尼斯灼热的沙漠里喘息着死去，老路易也死在其中，也许这是上天由于震怒而用瘟疫给这群野蛮人做的一个了断。当这位56岁的谵妄者在自己的帐篷里刚一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后，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菲利普（三世）就迫不及待地下达了撤逃的命令。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他们只有暗自庆幸新主子的英明决策；当然他们也得感谢老主子，是老路易的死拯救了他们的性命，他们因此得以返回法国。
有一位桂冠诗人是这样给老路易十分窝囊的死涂脂抹粉的——一位基督教国王，在一块曾由狄多引进叙利亚众神的土地上，在与穆斯林进行的战斗中，死在迦太基的废墟旁（狄多是传说中古代迦太基女王，迦太基古国位于突尼斯境内——笔者）。上述赞美与夸张听起来好像老路易是在与对手的决斗中轰然倒地的，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不过，这显然是胡说八道。
一位作者在评价路易九世时写到：“他在神前的誓言是他的狂热情绪和病态的结果；如果他是这种神圣的狂热的推动者，他同时也是它的牺牲品。”这倒是可以解释笔者给老路易下的“老年妄想”或“老年痴呆”的臆测。二者不太重要的区别是，前者言的精神，后者说的疾病。
虽然路易九世对法国的治理获得较好的评价，但是他组织的两次十字军战争都以彻底的失败告终，第一次他把自己变成了“异教徒”的阶下囚，第二次还没等找到一块儿可以插起十字架的土堆儿，他就倒毙在“异教徒”的沙子里了。路易九世的死事实上为这场中世纪的侵略战争——十字军战争报告了结束的信号。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这才是他对十字军战争的“历史性贡献”。
不过教廷从路易九世的死尸上还是找到一点儿利用的价值：1297年，已经死去27年的路易九世被授予“圣徒”称号。既然老路易变成“圣？路易”，那么好事者就顺理成章地为他编造出N项奇迹，进而煞有介事地证明老路易不是冒牌的假圣人。
路易九世死后，教皇多次号召十字军“圣战”，但人们对所谓的圣战已经厌倦。不是尾声的尾声
13世纪从蒙古高原上崛起蒙古人给中东的穆斯林世界造成巨大冲击，他们对伊斯兰文化的摧残影响是巨大的，而这一时期的十字军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蒙古人的援助。欧洲的一些基督徒曾经一度把蒙古人讹传成东方的基督徒，他们甚至还为已经死去的成吉思汗杜撰出一个圣徒的名字——大卫（戴维）。不过这一时期的十字军与蒙古铁骑杀人越货的方式倒是很相像。在这一时期，教廷与路易九世都派出过使节先后向蒙古大汗贵由和蒙哥示好，其目的都是为了借以加强十字军的势力，只是他们之间除了杀人之外，在宗教上实在走不到一起。
当来自埃及的穆斯林军队于1260年在巴勒斯坦决定性地挫败西进的蒙古大军之后，中世纪十字军的侵略战争也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继1268年安条克的失落，其它仅存的十字军堡垒在接下来的不长时间内相继落入穆斯林手中，例如的黎波里就是在1289被攻克的。而西方基督教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也在苏丹的6000骑兵和数以万计的步兵的33天的重拳打击下，于1291年垮掉。至此，埃及的马穆路克士兵成为一场历时近200年的中世纪战争的终结者。
法国历史兼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朋把十字军定义为“一群不分敌友、不分里外，只知道屠杀和掠夺财富的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因为“当十字军发动东征时，高度发达的伊斯兰国家拥有着巨大的资源和财富，而当时整个欧洲则处于野蛮、黑暗和蒙昧时期。”
当野蛮人与文明人撕扯在一起的时候，野蛮人最大的收获就是见识文明；当然“文明”也可以使野蛮人更野蛮，例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的黑奴就是这种野蛮的牺牲品。历史学家威廉·杜朗特说：“基督教对伊斯兰社会的影响基本上只涉及到宗教和战争方式问题……但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人接受了伊斯兰社会的饮食习惯、医药、武器、艺术鉴赏、生产工具、商贸习惯、法律以及航海知识……”其实，除了西班牙穆斯林即摩尔人在向欧洲传输文明之外，十字军战争也使西方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即基督徒从东方的穆斯林那里获得科学技术知识；说句过分的，在十字军与文明社会打交道之前，西方人甚至不知道洗澡为何物。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欧洲商人们在不经意间脱口说出的“支票”、“贸易”、“关税”、“风险”、“市场”和“薄棉布”，甚至武器走私者嘴里的“弹药库”、“轻巡洋舰”等词汇，都说明这种影响。
汤恩比的说法更加入木三分，他声称，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获取了先进的文明和艺术，但狂热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东方伊斯兰世界的敌意。其实这种敌意的表现就是曲解，它几百年来不仅一直在主宰着基督教学者的世界观，而且也始终影响着普通西方人的思想方式。今天的现实正好映证了这种观点。
最后，言归十字军的话题，借用美国乔治敦大学斯普兹图教授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