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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领导人感到无后顾之忧，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反蒋独立的旗帜。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在南昌决定立即兴师入闽，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和江浙地区抽调十万余人，分几路从苏区边沿地区通过，向福建进攻。这本是红军截敌歼敌，支援十九路军的最好时机，但中共临时中央忽然改变了态度，说福建人民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更带欺骗性，“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不过是一种欺骗群众的把戏”①等等。
“左”倾错误领导者，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以致未派红军支援十九路军，也未能利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守势的大好时机歼灭敌人，以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
彭德怀这时力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就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主张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②。于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① 彭德怀提出的这个建议，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② 的意见完全一致。可惜彭德怀的正确意见不仅被否定，还被斥为“冒险主义”。
不久，蒋介石以“讨逆”为名调遣10万大军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又以高官厚禄收买十九路军将领，使其内部分化，至翌年1月，历时五十几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中共临时中央虽已意识到与福建人民政府有唇齿关系，担心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后，集中兵力对付中央革命根据地，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再次入闽。这时，时机已被贻误，彭德怀亦无回天之力。东方军再次人闽作战，由于彭德怀的巧妙指挥和指战员的英勇作战，虽屡战皆捷，但临时中央推行错误路线，使东方军在福建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对反第五次“围剿”未起到什么作用，也未能实现支援十九路军福建事变的战略目的。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惨败后，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扩大，积极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他一面向美英等国大量借款，购买飞机、大炮；一面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围剿”的军事骨干。受训军官毕业后，蒋介石赠送每人一把上刻“不成功便成仁”的短剑，以激励部属为其卖命。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50万军队，分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开始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对这次“围剿”，蒋介石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在政治上，加紧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和组织地主武装；在经济上，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军事部署是：北路军共计33个师又3个旅，由顾祝同任总司令，主攻中央苏区。以陈诚为总指挥的第3路军是“围剿”的主力，依托堡垒向广昌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南路军计11个师另1个旅，由陈济棠任总司令，阻止红军向南发展。西路军何键和浙赣闽边赵观涛所部，分别担负拦阻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的任务。
9月28日，北路军攻占黎川，“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震惊于一城之失，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急令红三军团北上就敌，“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③，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彭德怀在闽北接到命令，同滕代远率部回师江西，向黎川方向前进。10月6日，红三军团于飞鸢不期与敌周浑元六师遭遇，经过一天激战，占领洵口，生俘旅长葛仲山，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分析这次胜利的偶然性，强令红三军团转到外线，攻打硝石。硝石位于驻有重兵的黎川、南城和南丰之间，处于敌堡垒群中心。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力陈硝石不易强攻，应以一部作有力佯攻，调动援敌，打击其策应部队。彭德怀的建议幸而获准，避免了严重的损失。
10月24日，彭德怀和滕代远根据敌人改变战术，就红军应采取之战略方针致电中革军委，提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而“应采取游击动作，发动群众封锁敌人，截扰敌人，并在群众掩护下才可发挥机动作战作用”。翌日，又电中革军委，提出一、三、五、七军团须要立即充实起来，不宜分离作战的意见，他恳切地说：“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上述意见均未被采纳，彭德怀反遭到批评，中革军委要彭德怀对军委的整个战略部署切实执行，不能提出与方面军战役意图相反的意见。
12月12日，国民党军队以5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团村并进。这时，彭德怀正发疟疾，看到战场上硝烟四起，人仰马翻，战士们英勇杀敌，病情顿时好了一半。但他知道红军兵力寡不敌众，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要打也只能打个击溃战，遂下令撤出战斗。
后来彭德怀写诗描绘这次战役：“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红一军团）未到，让尔逃生。”
1933年岁暮，滕代远奉命调离红三军团，去瑞金任职。彭德怀和红三军团干部对滕代远十分不舍，彭德怀几次向中央请求让滕代远留任，未获同意，与滕代远依依而别。
新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很快就来了。彭德怀见到这位不过二十五六岁，曾留学苏联的新伙伴，爽快地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以后齐心合力干吧！”
从这时开始，彭德怀与杨尚昆也结下深厚的友谊，行军宿营，常促膝长谈到深夜，倾吐彼此的经历，憧憬革命的前程，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于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其路线得到全面推行和贯彻。在军事指挥上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所辖各军团和地方武装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虽然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领导权却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1933年9月进入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几个主力军团被调来调去，在敌人主力和堡垒群中作战，搞得十分疲惫，不仅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使红军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继而，从军事冒险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形势越来越严重。
国民党在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后，将其入闽的部队改为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协同先期组成的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合围之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最困难时期。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推行阵地防御战的命令下，彭德怀于3月初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一、红五军团向进占南丰西南之敌发起反击，因敌阵地工事坚固，未能攻下，遭到重大损失。
不久，彭德怀又奉命率红三军团急速入闽，转战在崇山峻岭之中。红三军团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爬越悬崖绝壁，抗击进攻之敌。
彭德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