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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花园所在的挂甲屯，座落在颐和园东约二里的地方，周围是一个大村落。这个村落很奇特，分为东南西北四块，各有一个名称，西北角为虎城，西南角叫挂甲屯，东北角叫北门楼，东南角叫教养局。这些威武森严的名字，把这个村落的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村人传说宋朝杨家将中的六郎曾在这里晾晒恺甲，因而得名。但宋代，燕云十六州先后属辽、金、元，杨六郎何能来此晒甲？倒是元、明、清三代，西郊为京裴卫戍之所，将军挂甲总是不乏其事的。
彭德怀元帅今天来这里挂甲。挂甲屯这个名字，与其说它是一段历史的陈迹，毋宁说它是一个历史的预示。
彭德怀初进吴家花园，对着大门的牌号仔细看了一眼，上面标着“教养局”几个小字。这二个字是沿用了民国初年曾在此地设置的戒烟酒教养总局的名称。这个门牌号对彭德怀此时的心情与处境来说，未免难堪。他对左邻右舍说：我不是到这里受教养的，我这里不叫教养局，叫挂甲屯。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联想，住进吴家花园的人就用了彭德怀的说法。这便是现今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罢官后住京郊挂甲屯，而不说教养局的由来。
彭德怀住进了“怀馨堂”，他的心情和那副“云山绘合”“月下闲观”的楹联毫不沾边。他站在那里看了一遍，淡然一笑，就再没去注意它。然后，开始了读书兼务农的生活。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园内转了一圈，就用眼计量出院墙内空地约有1亩，污水塘约3分；院墙外还有属吴家花园所有的荒滩地两亩余。虽然秋意已浓，他自己年过60，也已进入人生之秋，他仍然卷起裤腿，赤着脚跳下浸凉的水塘。他用手抓起一把黑色的淤泥，放在鼻于前深深一嗅，连声称赞：“好泥，好泥！”仿佛嗅到了少年时在洞庭湖西林围筑堤时的泥土气息。他把警卫排的战士调动起来，和他一起用柳条筐把挖出的黑泥抬到地里去，不减当年横刀立马的气概。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生活的第13天，10月13日的清晨，毛泽东打来电话，约他去中南海一晤。两个月前，在庐山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一面说彭德怀和他历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为此，彭德怀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一面，毛泽东又问彭德怀：“三十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彭德怀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和毛泽东分手。“大哥——先生——领袖”，这是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他总结的自己看待毛泽东的著名“三部曲”，是发自内心的。但他对毛泽东也并非没有意见：“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他一直坚持着他那种与对毛泽东的神化越来越不合调的看法。他对毛泽东太熟悉，他又太倔强、太求真，他始终拒绝把毛泽东的意见当成需要绝对服从的旨谕。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不只一次根据他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指示。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是伟大的、英明的，但仍然是人，不是神。
在庐山上，他从毛泽东的话中痛心地发现，毛泽东竟然想到要和他分手的问题，他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毛泽东的电话打到吴家花园，使彭德怀重新燃起希望：还能和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谈谈，是毛泽东并不想和他分手啊！他马上命车出发，连早饭也顾不得吃。
汽车直驶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彭德怀快步进入室内，发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态度从容地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让彭真、杨尚昆两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答：“同意。”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着彭德怀，似在等待什么。从庐山会议以来，批彭这根弦绷得够紧了，在座的人看出来，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认错，以便有所表示。
彭德怀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庐山上的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万箭穿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空气凝固起来。片晌，彭德怀起身告辞，感谢毛泽东和中央的关心。
两个历史巨人谅解的机会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丧失。
几天后，彭真和杨尚昆来到吴家花园，具体安排彭德怀学习的事。彭真不无遗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
这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第一次听到党中央有人这样对他说。
彭德怀心如浪击，默然不语。
彭真向随后来到的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艾思奇、范若愚当面作了交代。自此，彭德怀成为党校的学员。
彭德怀是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从建国以来，政治局委员到这里学习，彭德怀还是第一名。
他仍住吴家花园，不和一般学员在一起。党校为他特别编了一个组，由党校党委成员等参加，还指定了两名教员为他担任个别辅导。教员的任务，除为彭德怀辅导学习外，还要把彭德怀的学习和思想状况向上报告。此事由杨献珍负责安排。杨献珍本来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做法就颇有意见，对彭德怀抱同情。嘱咐两个教员：对彭德怀的谈话听听就行了，不要记，回来和我说说便可。
不多日子，杨献珍在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也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撤掉了党校领导的职务。当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彭德怀才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他已从数十年为之奋斗的事业中被放逐出来，等待他的是看不到尽头的、与他整个战斗生涯格格不入的谪隐生活。
他生就的不屈从于命运，也从未在生活中嵌进过“闲逸”二字。他绝不能就此优游岁月。党校每周集体学习两次，他准时到达，不管一些人对他另眼看待，敬而远之。他自学时认真读书、作笔记；讨论时认真准备、积极发言，成为一个十分勤勉、遵守纪律的学员。
他把自己的生活日程排得很满，很早就起身，打拳、到园子里干活；早饭后整个上午专心读书、写笔记；下午除每周两次去党校学习，就看文件、报纸、杂志；4点左右出门走走，略事休息；晚上依然是看书、写笔记，只偶尔看看电视。
8月1日在庐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讲了很多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批评彭德怀是“经验主义”， “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这个同志事务繁琐，事务太多，读书少”， “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你根本不大懂。”
庐山会议上的这种批评，深深触动了彭德怀。理论修养是他的“短腿”当时，他痛心地承认，在几十年的战争中，他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是毛泽东在苏区时代赠送给他的列宁的两本书：《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现在他决心要弥补他自幼就丧失的机会——读书。
在高级党校的教员和他商量学习计划的时候，彭德怀想到毛泽东在8月1日的谈话，决定先从哲学开始。自1959年12月中旬到1960年2月末，他一气读了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苏联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写了大量的摘记和学习心得。这些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心得笔记和大量带有眉批的书籍在1975年10月被“彭德怀专案组”以防止扩散为由销毁了，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损失。从今天还留存的一篇哲学笔记看，他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评价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