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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囚。
8月19日，彭德怀回到北京，准备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受新的一轮批判。
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于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为了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前10天是听取关于庐山会议情况的传达，阅读会议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把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
彭德怀参加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令人心悸的话，诸如毛泽东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气”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无一不加以追查和批判。
以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和自己心情的：“在会议的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逼迫现象，特别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气急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嘛！’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9月3日上午和下午，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不得不耐心对待。包括一些人提出来的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他都一一认真作答。
会议开始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彭德怀解释说：“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怎么搞的，你跑到军事俱乐部去了’，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什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我们几个对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比较一致，事先并没有什么策划。”
毛泽东提出的“军事俱乐部”问题，其实也仅仅是根据下面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是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对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讲话，左思右想搞不通。周小舟建议去找黄老谈谈。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等要来谈话的电话，考虑当时气氛非常敏感，去找他谈话不太适宜，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可他们还是坚持来了。在交谈中，他们越谈情绪越激动，特别是周小舟说现在毛泽东好象“斯大林的晚年”，要人家敢想、敢说，等人家说了真心话又抓住狠批，“这不是钓鱼吗！”
黄克诚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彭德怀那封信的处理方法。但经验告诉他，在当前情况下，任何感情用事都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他十分克制，一直在设法降温，“你们不要激动嘛！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主席不会错的。……”正在这时，彭德怀推开房门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份西藏军区发来的等待答复的电报，他必须和黄克诚研究一下。彭德怀的突然出现，使在座的周小舟等感到意外，黄克诚也觉得有些突然。
大家站起来为彭德怀让座。周小舟愤愤地说：“彭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看到他们那样激动，彭德怀反倒平静下来，他安慰大家说：“30公里也不要紧嘛，……通过批评、讨论，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他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连忙告退。
彭德怀和黄克诚研究了给西藏军区增派车辆之事，各人抑制住感情，不敢再谈什么，毛泽东的讲话使庐山的气氛变得仿佛一点火星就会引爆，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单独在一起显然不合时宜。彭德怀赶快回到自己的住室。
谁也没有料到周小舟等人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被人碰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就成了后来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彭德怀讲“军事俱乐部”是没有的，这是真话，但是有人一定要他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等。在轮番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果有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四个人，其他再没有了。”
“你敢说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彭德怀说：“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报名嘛！”全场大哗，人们批评彭德怀“不严肃”， “不老实”。一阵狂风暴雨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解释说：“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的追查、批判，在会上多“顶牛”，毫无进展。
除“军事俱乐部”外，军委扩大会议上追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只是有个别人拐弯抹角地暗示过，“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并没有人正式提出来。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始阶段，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到9月1日，在一次大会上，有人把“里通外国”作为彭德怀一大“罪状”突然提了出来，又一次在会上掀起了“高潮”。
彭德怀深知这个问题的政治份量，他不能不严肃对待。他要求批判者拿出事实来。
围绕这个问题，会议用了两天的时间进行揭发和追查。揭发者说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期间，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受过他的单独接见。彭德怀详细地讲述了出访期间他与赫鲁晓夫几次礼节性会见的经过，并详细提供了每次会见的时间、地点、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名单。他说：“我根本不懂外语，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
在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和追查过程中，彭德怀心情是坦然的，他清楚批判实际上是对一个幻影开战。然而他又是十分痛苦的；这样凭空的诬陷，使他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正象他事后所说：“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的罪名加在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
军委扩大会议对所谓“里通外国”问题的批判，采用所谓会上揭发与会外调查互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会上，人们提出疑问，重要的疑问一提出，便立即派人向外事工作会议进行了解、核查（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与军委扩大会同时进行），或立即向有关驻外使馆发电报要求提供证明。工作极其深入、细致、周密、快速。但是直到会议结束，仍无所获。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提出了彭、黄搞宗派分裂活动，“挑拨一、三军团关系”的问题。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师。因一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三军团去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