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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彪在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时候说，毛泽东去年对会议下那么大的决心，主要是他林彪的功劳。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还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是主持人，彭德怀是批斗的对象。林彪讲的这些话，显然有打击彭德怀、抬高他自己的成分。但是他所说的以反教条主义为会议主题是他出的主意，是毛泽东作的决定，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彭德怀遵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立即调整会议部署，第二天便发出增加与会人数的通知。
6月20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1004人，列席的438人，会场由三座门大街20号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大会主席团由32人增加到41人，真正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便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这一天的全体大会上，彭德怀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一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他回顾了建国以前军队中教条主义的危害，又讲到全国胜利以后军事教条主义重新复活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在讲话的最后一部分，他还说：“在教条主义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但“这是有原因的。有些原因我可以说，有些原因我不能说。没有教条主义，至少也有官僚主义，我不逃避这个责任”。
在讲到“为什么不早点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他还流露出某些“委屈”情绪。他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彭德怀这篇讲话，表露了他对教条主义的强烈不满和早有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他自己也认为这篇讲话非同一般，曾专门把会议简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也很重视，在简报上批道：“刘、邓、朱、周、陈云同志，此件值得一阅。阅后退彭。”
21日，毛泽东向大会讲话。
他说，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他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份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之后，好象意犹未尽，在23日，他又把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召集到中南海游泳池，座谈两个来小时。他在插话中说，说军队中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的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接着，在6月29日，毛泽东又召开第二次组长座谈会，比较集中地谈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指名批评了刘伯承（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和肖克（训练总监部部长），说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因之，大会在7月1日以后，人们的发言便全部集中到反对教条主义。在7月9日和10日的大会上，刘伯承、肖克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了检讨。批判性的发言一直持续到15日。在这期间，彭德怀主持起草大会的总结发言，在起草过程中，他听取了主席团其他成员提出的意见，亲自主持逐字逐句的修改，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观点和态度。
在7月19日的全体大会上，彭德怀宣读了这篇总结发言。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几年军队工作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第三部分是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工作，第四部分是思想工作和领导工作。
在前两个部分里，他错误地指责训练总监部和军事院校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甚至指名批评个别干部是“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军队的面貌”。由于这种过火批判，使功勋卓著的刘伯承元帅蒙受委屈，被迫在大会上检讨，导致对肖克和训总的一批干部进行了错误的组织处理。他的这篇总结发言，是1957年反“右派”以后党内“左”的思潮的产物。他当时不仅没有感到错误，而且认为讲的比较“有力量”。可是过了4年之后，1962年他被“罢官”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长信（被称为《八万言书》）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这篇发言和对刘伯承、肖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肖克和训总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肖克道歉。
这次军委扩大会后，在全军范围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致使绝大多数担任过训练工作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迫进行检查，引起许多干部不安心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严重地伤害了这部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由于批判和否定某些旧的作法之后，一时又拿不出新的作法来代替，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使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遭受很大危害，给军事建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这次运动彭德怀虽然不是主要的发动者，但他的思想和发动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认为他对会议的错误应负更多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彭德怀在会议的总结里，迎合当时“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进行严厉批判，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他在这篇总结中，根据毛泽东讲的要“搞出自己的一套”的指示，还详细阐述了军事工作要“以我为主”的方针。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对于后来全军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推进国防事业的发展，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30章 未了心愿
彭德怀为建立中国军队的后备力量，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通过不懈地摸索、实践，创立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积蓄后备兵员的有效办法。但他的探索历程是相当曲折的。
早在1955年，彭德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兵役法时讲：“志愿兵役制，在中国过去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对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优良制度。但是，由于志愿兵役制度缺乏定期征集和定期退伍的制度，已不利于积蓄强大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兵员，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军队建设的需要了。”
按兵役法规定，复员兵和适龄青年均需登记，编为第一、二类预备役，由省、市、县兵役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定期实行军事训练。这是学习苏联的办法。由于登记工作量大、表格项目繁多，对地方政府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作任务。1956年3月31日，军委会议讨论了一个登记和训练计划，提出：“今年先搞几十万作试点，重点要放在实战应用训练上，不要搞形式。训练的时间也要尽量缩短，每年可以训练10天，每天训练 6小时，每人每天发给一角至一角五分的伙食补贴。”
计划讨论后，彭德怀于4月1日批发的国防部指示中又特别说明，登记预备役的工作“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期、分批逐步完成，在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