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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讲究诚信
有很多很“牛”的学生，但是他（她）却有一些不够诚实的地方，结果就为了这一点点的“聪明”把自己给害了。
比如说，有一些中国学生拿着读博士的奖学金到了美国，去之前信誓旦旦地对教授讲自己多么多么热爱学术，可是一旦有了高薪的工作机会，他们就会马上要求离开学校，将自己曾经承诺要完成的学位抛在一边。我们系有一个教授，他推荐过去念政治学的三个学生最后全部都转出去读商学了——于是他决定再也不给任何学生写推荐信。而美国人也会因此感觉中国的学生不可信，假如一个大学多遇到几回这样的事情，他们很可能拒绝再收中国的留学生。
某些中国学生的推荐信也有问题，因为那些溢美之辞根本就出自学生自己之手，甚至还有伪造教授签名的事情发生。要知道，西方人，尤其是西方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最敏感，你这样子玩火，能不出问题吗？还有的同学做简历，总希望编造更多的光环，但只要人家认真一查，对你的印象肯定彻底坏掉，很可能你在这个行业内再想求职都难了。我就知道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青年学者，因为简历作假被别人揭发，结果在圈子里很长时间都抬不起头。
老实有些时候会吃亏，但长远来看，心里边是安宁的，不会导致大起大落。
不管自己的欲望多么强烈，也不管别人都怎么玩花样，自己的道德底线还是要守住，在任何时候，谨慎一点都没有错。
B）社会上的标准和校园里边的标准是不同的，你要调整心态
很多北大的学生，在学校里是第一流的，但是到了社会上却总是受人排挤。我们固然要责怪这个社会的弊端，可也得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的一个同学，修了经济学的第二学位，成绩不错，口才也好。考研失利之后，他打算先随便在北京找一个工作，落下户口，等两年再考。于是他到了一所中学去面试，人家就让他试讲一次政治课，抽到的题目大约是价值规律什么的。这对他来说当然是APieceOfCake，一堂课旁征博引，整个班上的中学生都听得入了神，而且下课的时候还拼命鼓掌。
可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听课的校长和德育主任都脸色铁青。他们对我的同学说，你讲得不错，但是你今天讲了这节课，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把学生们的思想给“纠正”回来，我们请的老师，必须深钻课本、紧跟形势。
（三）有些经验教训和你分享
我知道，这个同学不过讲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引用了几个教科书上回避的例子而已。尽管我也和他一样感到很委屈，委屈得想哭，但我们无可奈何，因为这就是现实。在无力改变它之前，请你暂时收起那指点江山粪土王侯的傲气。
C）在绝望之前，请再坚持一分钟
哪怕是北大的学生，找工作也可能充满了周折，面对挫折，我们必须有不折不挠的毅力。
我的一个同学，从最早的宝洁公司校园招聘会开始，北京的大部分招聘活动他全都参加了，而且寒假还到广州和上海去转了一圈。应该说，他英文不错，能力也挺强，几乎所有的公司也都通知他参加第二轮的面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面试以后就没有了下文。一直到4月份他还没拿到一个Offer，人烦躁得不得了。
最后国内一所著名的高校到我们系来，准备招一个男生去做外事秘书，待遇相当优厚。到面试的时候人家说，这次来，“原则上”他们只要研究生，本科生“暂不考虑”。可这个同学并没有转身就走，他对人家说，我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尤其是外语水平不比研究生差。
结果负责面试的人事处长一笑，当场让他用英文介绍一下北京大学的历史。而等他讲完以后，所有的考官都点头了。
很多事情都要到最后的时刻才会决出分晓，所以哪怕已经“知其不可为”，你也要再坚持一分钟！
（四）实习的心得
寒假过后，我的毕业论文初稿已经写完，其他该忙活的事情也都差不多了。于是我决定找一家单位实习，最开始我希望能去《读书》杂志，但是写了信过去人家没给回音。后来看到网上有一个《中华读书报》的启事，说愿意要一些大四已经保研的学生，我一看正合适，于是把简历发给报社。很快他们就通知去面试。
到了报社一看：居然来了40多个学生，把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报纸的主编梁刚健老师乐呵呵地走进来给大家介绍了读书报的情况，然后就让我们挨个儿发言，说说自己最近看到听到的和出版界、学术界有关的新闻，我们一边说他还一边记。当时《在北大听讲座》系列刚开始卖火，于是我就讲了这个事情，并且分析了这种“大众学术书”热销的原因。没等我讲完，梁老师马上说，好，你下周把这个稿子交上来。
这就是《中华读书报》的风格，也是梁老师的风格。跟所有的编辑记者以及我们这些学生打交道的时候，他都特别爽快，而且他脑子转得特别快，你不经意间说起的一件小事，经他一分析，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新闻线索。
按照报社的规矩，每周三中午实习生要到社里开个碰头会，跟版面编辑坐在一起谈谈自己的选题，梁老师一般都会抽空过来参加。听他一条一条地分析上一期报纸的得失、点评大家的投稿，我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在读书报的实习使我养成了一双“新闻眼”，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敏感起来，有很多大家熟视无睹或者视若无睹的事情，其实往往能挖掘出丰富的内涵。有一天我看到北大出版社的一个招聘启事，要求应聘者必须是有德语、韩语、电子等专业硕士以上学历者，我就想，北大自己不是有编辑出版专业吗，为什么出版社不招“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呢？我又把一段时期以来各家出版社的招聘广告找来分析，发现居然没有一家点明要编辑专业的学生，于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接下来采访了一些出版社的老总，听他们讲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又采访了几所大学编辑专业的教授，也听他们对人才培养的意见，最后写出了一个头条《编辑出版专业面临就业市场考验》。
实习还使我有了很多接触出版界人士的机会。比如接力出版社的老总白冰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听他打电话，无论说什么事情，当电话快结束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热情地连说“好！好！好！好！”声调越来越高，让人觉得很振奋，哪怕你是在讲困难诉苦心里也踏实了。还有金丽红女士，她在华艺出版社的时候我曾经见了她一面，只听她说了十分钟话，但却仿佛看到了解放前那些著名出版家的遗风。
做出版或者做报纸的这些长者，他们一方面是市场中的成功人士，是商人，一方面又有学问，懂得文化的价值，因此在他们身上真能学到很多好东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在报社的这份工作，而最初一起去参加面试的同学，到三个月之后可能就只有七八个人还常去，一年以后更只剩下我和清华的一个朋友。
（五）“体验中国”夏令营
毕业的时刻一天一天临近，我已经开始在隔三岔五地吃散伙饭了，结果又来了一个事情。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要在暑期举行一个名为“体验中国”的夏令营，有二十多位香港的学生来参加，北大也派出二十多个学生，一对一地全程陪同。主持此事的是香港来的S女士，张锐和她很熟，所以竭力推荐我去参加。看了活动日程表之后，我觉得实在有意思——尽管只是在北京一地“体验”，但单单是每天的晚餐安排就煞费苦心，北京各个最著名的食府都有机会一一吃过去。假如我自己掏腰包，在若干年内是肯定没有这种奢侈的权利的。
夏令营开始之后，我们很快和香港来的学生成了好朋友。三周时间里边，我换了两个partner：在DUKE大学念政治学的Z和港大的K。因为彼此专业背景接近，所以我们总有很多共同话题。我有些吃惊地发现，我们对香港政治体制的评价有着很大的差距，这引起了我此后长期的思考。而这些香港的学生，尽管普通话讲得不好，但也决不同于我们原先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并不亚于内地学生。我也想，虽然我们不停地批评香港是文化沙漠，是浅薄的商业城市，但最近二三十年来，是谁为华人世界制造了那么多的“流行”呢？在这些流行文化的下面，恐怕还是有某些深厚的积淀。
参加夏令营的大部分北大学生都是经济学的教育背景，这使得我们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