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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课程的这些变革背后总是有一个社会的动机。沃特先生认为，如果学校的社会目的适当地予以强调，那么教学方面的问题将会自然解决。公立学校必须研究学生的需要和特点，研究当地社会的需要以及社会对于学校的福利所能做出的贡献的机会。我们已经说过，为了使课程更有趣味，同时对社会也有好处，葛雷的课程是怎样安排儿童的体育生活和社会保健卫生方面的内容的。学校的工作与其他的社会利益及日常生活事务之间，也保持了这种密切的联系。儿童的社会本能在教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之间，不是把他们互相隔开，而是尽力设法使他们呆在一起。低年级学生也可以使用实验室和校办工场进行技术训练，但必须与中学生安排在一起，否则他们使用实验室和工场设备就未免过于浪费了。低年级学生不但在上科学或手工训练的入门课，而且当高年级的学生在工作时也一同进去，充当帮手或一名观众。四、五年级的学生在工场、工作室和实验室，协助七年级、八年级以及九年级的学生。
年龄大些的儿童从照看年龄较小的儿童中学到了责任心和合作精神，而年龄小些的儿童则通过等待、观看以及向年长学生寻问问题，从而对所学的功课有了惊人的了解。大小儿童都认识到学校中进行的工作，因而彼此结下了浓厚的友谊，低年级学生的兴趣也因之日见增长，知道了为什么应该留在学校。年龄大的儿童的作业，凡是可以用的，在低年级的教学中都用上了。画得准确的地图及图表用来帮助学习较差的学生学习自然研究或地理课；印刷所为全校印刷了拼音表和解题单；医生在健康运动中请来会艺术和英语的工人制作标语和宣传手册。各个学校的礼堂都挂满了各种有关学校在进行中的工作的通告，并附有优美而有趣的图画或地图，还有关于各个工场正在生产什么东西的信息，或关于全校应该知道的各种情况。
另一个形成公共意见的重要因素就是在大礼堂里的活动，这个学校里的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去那里花上一小时，有时一起唱歌，有时聆听一个高年级学生讲物理学上的一个有趣的实验，或由一个烹饪班的学生宣布一个价廉物美的食物单，或者听一位医生讲如何能改善家庭周围环境的卫生状况。礼堂活动时间，也可供一般社会公众使用。牧师，政治家，任何一位市民，只要做了任何有趣的事，都可以来讲给儿童听。学校用这方法邀请周围地区的所有社会机构来校。
一小时“应用”方面的课也有助于同样的目的。儿童为了他们班上的作业，跑到最近的公共图书馆里，阅读或查寻有关资料，或是仅仅为了学会利用图书馆的书；他们也去附近的青年会里借用那里的运动场，或听一个演讲；或者他们可以上任何教堂或俱乐部，在那里接受他们的父母所希望的那种宗教教育。学校成了当地社会交换社会信息的地方。应用课的时间，有时也被用来在工场或在操场上的实地工作，以补充通常的课堂教学。因此一堂算术课可以上成应用数学课，如在操场上为一所房屋设计地基，或是在学校商店里呆上一小时。这种商店通常有一个房间，布置得像杂货店，儿童在那里可以练习心算和口算，经营“商店”时也可以练习英语。应用课时间也可以用于为学校大楼做些事情。如一个学习速记、打字或簿记的高年级学生，可以上学校办公室做上一小时的实际工作，做某一个职员的助手。五年级的男生在这段时间去照看学校的贮藏室。他们负责看管学校的全部设备，所有外面送来的货物都由他们点收，然后分配给学校的各个教员和员工。在各工场中学生的工作成绩，由另一些学生在应用课时间内记录下来。有一个拿工资的薄记员管理着一间办公室，学生们手持印好的单子跑到那里，单子上由工场中的教员填明了学生的工作时间、工作效率以及所应得到的分数；正在办公室实习的学生职员则根据学生交来的单子把分数记在他们各自的记录簿上，然后把这些记录保存起来。学生也为学校开办了一个邮递所，作者看到一个六年级的男孩正在分送教职员工的工资支票并通过学校把收据集中起来。从事这类工作的儿童不仅学到了算术和簿记，他们还学会了责任心和自信心。他们懂得了他们的学校具有什么意义，对学校的福利事业是清醒的；他们知道他们所在的学校是真正的学校，他们与学校的利益完全一致。
学校的午饭间是由膳食部门管理的。当埃默森学校（Emerson School）最初建立时，它配有规定的烹饪课桌、各人用的煤气灯、餐桌及菜柜。现在这些都改成了一种服务台，学生服务员在台旁供应他们做的饭菜——这是供给他们同学吃的真正的午饭，用饭的人把膳费交给一个管账的学生。年幼的女孩在年长的女孩学习烹饪的时候，从旁帮助服务，因而也学到一些烹饪功课。配制菜单，买办食物，登记账目，都由女生操作。她们需要垫付些钱及制作菜单，菜单必须达到化学科所规定的标准，化学科的学生则对食物进行分析，将食物营养成分的比较价值列成表。结果是蒸热食物的营养更足，烧得更好，价钱很便宜。每天的菜单都公布出来，上面有每样菜的价目及它的营养价值，餐室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广告和图表，显示着各种食物的相对价值，还有价廉物美而营养丰富的食品和价高而粗劣的食品的菜单样本。这些都是烹饪科的学生制作的，是他们实际实验的结果。
葛雷的学校不是根据课本教“公民”这门课的，学生们学习公民课，是通过帮助照看自己的校舍，制定在礼堂和操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上公共图书馆，以及听在葛雷工作的人讲葛雷正在做的事等进行的。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学生会的模拟竞选运动、各种党派、初选活动、报票站以及选票来学习。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家具和水泥走廊，并知道制作它们要花多少代价的学生们，不会轻易损坏走廊或家具。将来他们自己做了纳税人，对于他们制作东西的价值及其改进方法，也不致轻易受人愚弄了。卫生宣传运动，利用应用课时间与市里各个社会机构相接触，在学校礼堂听人讲更多的有关这个城市的事务，所有这些都是在上对学生有感染力的公民课。儿童们亲眼目睹各类事物，他们以做一个好公民来学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这种实际的公民课具有双重的价值，大多数儿童的父母是外国来的，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市政机构或组织一无所知，而且由于他们不理解周围所见到的东西，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及其限度。家长们对各种法律一无所知，直到他们犯了法；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直到他们危害了公共卫生；对社会资源也一无所知，直到他们有所需求的时候。因此他们自然地对政府和社会权威表示怀疑，他们的儿童应该具备一些实在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健全的判断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给学生这方面的知识外，学校还试图把美国的生活准则传授给学生，再通过学生教给他们的家长。每个学生入学时，告诉学校当局的，除了通常的名字、年龄和住址外，还有有关其家庭的某些资料，如家庭的大小、家庭的收入来源以及他生活的这个家庭的特点等等。学校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如果学生转学，就把记录转送到那所学校去。各个年级的教师每人在本学区挑出一些街区，并且为这块区域设计规划。儿童就教员所划定的地区画一张详细的地图，图上标着各个街道、人行道、路灯柱子以及邮箱，还为每一所房屋、谷仓、茅舍以及每一块空地标上了位置。如果街区的布置发生了变化，地图也就作相应的修改。每个儿童还要把家中各个房间的面积丈量清楚，画出一张自己房屋的平面图。教师把这些地图和她自己的区域图一同保存，这样她就能得到一幅每个儿童的住宅及其邻居住宅的全图。把这些地图与儿童入校时的家庭记录作个比较，就很容易辨别出某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是否合乎道德和卫生要求。
每个教师有一个小得足以彻底了解的区域，她要尽可能地熟悉住在这个区域的所有儿童。如果坏的情况是无知或贫困造成的，教师要设法做些什么事情来补救他们，并且务必使这一家庭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