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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祥麟译）
二、学校与儿童生活
上星期我曾试图向你们阐明学校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教材和教学法进行一些改革，使它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必要性。
今天我想从另一个方面考察这个问题，考虑一下学校与在校儿童的生活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于难以将一般原理与像幼儿这样十分具体的事情联系起来，我冒昧地从“大学初等学校”的工作中介绍大量可以说明问题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你们也许赞赏这个方法，从中提出这些观念本身是从具体实践中产生出来的。
几年前，我曾在本市四处寻找供应学校用品的商店，打算找到从艺术、卫生和教育的观点看来完全适合儿童需要的课桌椅。我们历经了很多困难去找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最后，一个较机智的商人说了这样的话：“恐怕我们没有你们所需要的东西，你们所要的东西是儿童能用来工作的，而我们这些全都是供静听用的。”他的话是对传统教育的真实情况的描述。正如一个生物学家能用一两块骨头重新构成完整的动物一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普通的教室，一排排难看的课桌按几何顺序摆着挤在一起，以便尽可能没有活动的余地，课桌几乎全都是一样大小，桌面刚好放得下书籍、铅笔和纸，外加一张讲桌，几把椅子，光秃秃的墙，可能有几张图画，凭这些我们就能重新构成仅仅能在这种地方进行的教育活动。一切都是为“静听”准备的，因为仅仅学习书本上的课文不过是另外一种“静听”，它标志着一个人的心理依附于另一个人的心理。比较说来，静听的态度是被动的、吸收的，它还意味着已经有一些现成的材料，是地方教育官员、教育局和教师准备好了的，儿童要在最少的时间内接受这些教材，接受越多越好。
在传统的教室里，让学生活动的余地是非常少的。儿童能用以从事建造、创造和积极探究的工场、实验室、材料、工具甚至必要的空间大都是缺乏的。和这些过程有关的事情在教育中甚至没有明确公认的地位。这些都是在报纸上写社论的教育界的权威们通常称之为“赶时髦”和“不必要的装饰”的东西。昨天一位女士告诉我说，她参观了各种各样的学校，想找到一所学生的活动比教师给予知识更重要的学校，或学生具有需求知识的动机的学校，她参观了24所不同的学校，才找到前述的例子。我可以补充一句，那所学校不在本市。
这些有固定课桌的教室说明的另一件事就是，一切事情的安排都是为了尽可能管理更多的学生，把他们看作单个人的集合体；这些教室还同时意味着，学生被看成是被动的。儿童在行动时，他们就使自己变成了个人，他们不再是一个人群，而变成了我们在校外、在家中、在家庭里、在游戏场上和在邻里中所习见的有显著个人特点的人。
在同样的基础上，可以说明方法和课程的划一性。只有一切事情都是以“静听”为基础时，你才能有统一的教材和方法。耳朵和反映耳朵的书本构成了同样适用于一切人的媒介。几乎没有机会适应不同的能力和需要。有一大堆——数量是固定不变的——现成的结果和技能要所有儿童在同一时间内同样地学会。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产生了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课程。世界上需要的知识、需要的专门技能实在太多了。于是产生了把这些课程按6学年、12学年或16学年划分的数学问题。现在每年仅仅只将总数中的相应部分给予儿童，在他们学完以后，他们就掌握了全部课程。每小时、每天、每周或每学年涉及的东西十分多，每一样东西都是极其均匀地提出的——假定儿童没有忘记前面学过的东西。这一切所产生的结果就是马修？阿诺德①所转述的一位法国教育当局人士自豪地告诉他的，成千上万的儿童在某一小时，就说十一点钟吧，都在上地理课；在我国西部的一个城市，教育局长照例对陆续前来的参观者重复这种得意的吹嘘。
为了说清楚旧教育的几个主要特点，我也许说得夸张些：消极地对待儿童，机械地使儿童集合在一起，课程和教学法的划一。概括地说，重心是在儿童以外。重心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你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惟独不在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在那个基础上，儿童的生活就说不上了。关于儿童的学习，可以谈得很多，但学校不是儿童生活的地方。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一种变革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①Ma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及批评家。——译者
如果我们从一个理想的家庭找一个例子，这个家庭的父母十分贤明，懂得什么对儿童最有益，并能满足儿童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儿童是通过社交性交谈和家庭的组织进行学习的。在进行谈话时，有些是对儿童有兴趣、有价值的东西：进行了叙述，提出了询问，讨论了问题，儿童继续不断地学习。他陈述自己的经验，他的错误概念得到纠正。而且儿童参与了家庭操作，因而获得勤勉、有序的习惯、关心他人的权利和意见以及使他的活动从属于家庭成员的共同利益的重要习惯。参与这些家务工作变成了获得知识的机会。理想的家庭必然要有一间工作室，儿童可以在这里发挥他的建造的本能。要有一个小型实验室，他的探究可以在这里得到指导。儿童的生活可以在户外扩展公园、周围的田野和森林。他将有自己的远足、步行和谈话，由此就为他打开了一个户外的更广阔的世界。
因此，如果我们将这一切加以组织和概括，这就是理想的学校。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没有教育学或教育理论上的惊人发现。这不过是将大多数家庭中有各种理由能够做到而只是偶然做了又做得很少的事情系统地、大量地、明智地、适当地去做的问题。首先，理想的家庭应当加以扩大。儿童必须与更多的成人和儿童接触，才能有最自由最丰富的生活。此外，家庭中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不是为儿童的生长而经过专门选择的；主要的目的不在这里，儿童从中能获得的东西是偶然的。因此才需要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儿童的生活成了压倒一切的目标。促进儿童生长所需的一切媒介都集中在那里。学习？肯定要学习，但生活是首要的，学习是通过这种生活并与之联系起来进行的。当我们这样以儿童的生活为中心并组织儿童的生活时，我们就看到他首先不是一个静听着的人，而是完全相反。
人们常说，教育就是“引出”（drawing out），如果只是与注入式的过程相对而言，这种说法是十分好的。但是要把引出的观念与3岁、4岁、7岁或8岁儿童的平常活动联系起来毕竟是困难的。他的各种活动已经太多、太充足了。他不单纯是需要成人向他提出强烈的告诫和技能以便逐渐把潜藏着的活动的幼芽引发出来的处于休眠状态的人。儿童已经是十分积极的。教育的问题就是要抓住他的活动并给予活动以指导的问题。通过引导，通过有组织的运用，它们就会朝着有价值的结果前进而不致成为散乱的，或听任其流于仅仅是冲动性的表现。
如果在我们面前能保持这种状态，我认为很多人心目中的最大难题即什么叫新教育的问题，与其说是得到解答，不如说是消失了，它不见了。人们常常问：如果你从儿童的观念、冲动和兴趣出发，一切都是如此粗率，如此不规则，如此散乱，如此没有经过提炼、没有精神上的意义，他将怎样获得必要的训练、陶冶和知识呢？如果除了激发和迁就儿童的这些冲动以外，我们就别无其他道路可走，这个问题就是问得有道理的。那样的话，我们就应当不理睬和压制这些活动，不然就迁就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