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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利益。莱克里卡承认需要设法克服美国舆论的敌对情绪，他向海斯保证，西班牙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将会进行修改。如果美国表示出同西班牙友好的愿望，那么这个修改进程就可能加快。但是，无论如何西班牙将照样能很好地为美国效劳，不管它的政府形式如何。
至于同英国的合作，1944年5月24日，丘吉尔在下院除了表明欢迎月初所签订的协定外，还回顾了西班牙由于没有参战而对盟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特别是在1942年11月。因而他的演说在西班牙的报刊上获得了齐声赞扬。同时，丘吉尔还期望英西贸易能得到发展，西班牙能对地中海的和平起到强大的影响；他声称英国政府无意干涉西班牙的内政问题；他还把那些认为英国对西政策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将佛朗哥将军形象加以丑化的人嘲笑了一番。
可是，佛朗哥对丘吉尔所表现的这种友好姿态还不满意，10月18日，佛朗哥发了一封信给他的驻伦敦大使阿尔瓦公爵，要他转交丘吉尔，内容是有关需要扫除危害两国间友谊的严重障碍问题。他不仅埋怨英国新闻界（包括政府的报刊）、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官方代表所抱的敌视态度，而且也埋怨英国的宣传和英国特务机关的敌对活动。过去五年间所发现的任何地下活动或不满行动，始终是跟英国特务有关联的。而且，这些特务所获得的情报一直都是来自最不可靠的方面。佛朗哥写道：一旦德国被毁灭，俄国和美国巩固了它们的地位，那时，除了西班牙，英国就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求助了，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对立的分歧不首先克服的话，如果“一个朋友的扩张被有保留地看待”的话，那么，英国和西班牙的友谊即不会富有成果，也不会持久下去。最后佛朗哥警告丘吉尔，大不列颠与共和主义逃亡分子之间的谅解只会使俄国坐收渔利。
丘吉尔在1944年12月初发出的复信，同样是直言不讳的。英国政府不能忽视西班牙政府过去的记录，或长枪党的敌对行为，他们也不准备考虑加入任何反俄集团。在扫除合作障碍之前，英国政府不可能支持西班牙要求参预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样，他也认为西班牙是不大可能被邀请加入将来的世界组织的。最后丘吉尔要外交部起草一封给佛朗哥的复信（他的时间最近多被占用在更重要的一些事务上面），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这样一封信会使斯大林感到高兴，并有助于抵消戴高乐在访问俄国期间可能造成的任何麻烦。丘吉尔依然真诚地相信西班牙为盟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而当然不应该把它置于与轴心国的交战成员国同等的地位。丘吉尔是最不希望国家主义政体被推翻而代之以自命的革命集团或者直接从流亡中产生的无能的温和派。丘吉尔可能对一种有组织的君主复辟另眼看待，最好是经佛朗哥的同意。可是，当时还看不到这一前景，因为，迄今为止，君主主义者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向佛朗哥挑战，不是由于怕受镇压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最终佛朗哥自己可能会恢复君主政体，并且除了他之外，别无他人能做此事。当然，有几名丘吉尔的内阁阁员和一大部分的公众舆论部极端敌视佛朗哥及其政体，他们觉得，盟国对他没有什么需要感恩报德之处。
佛朗哥对美国的接近也一无所得。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天，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希望长枪党的力量能被削弱，而通过和平和有秩序的过渡，建立一个自由主义政体，但决计不为达此目的而进行干预。他们也希望西班牙的资源能用于建设解放的领土，并作出一些令人满意的安排来支持贸易集团，但是，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如在他离任前提接纳西班牙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他肯定是要反对的。罗斯福则更进了一步。他在1944年10月写给驻马德里的新任大使的信中宣称，西班牙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长枪党过去和现在的活动在他的记忆里都不会因为西班牙最近政策的改变而泯没的。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不是美国的习惯做法，除非国际和平受到威胁，但他看不出于“建立在法西斯原则基础上的政府在国际大家庭中能有什么地位”。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无论是经济上或是其他方面，都可以表示出其对西班牙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情意，然而“当美国人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反对当前的政权”时，那将毫无办法，因此，美国政府希望，“西班牙可以发挥作用并负起责任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而我们认为西班牙是应该在国际合作和国际协商领域中发挥它的作用和负起它的责任来的”。
旧金山会议通过了由墨西哥代表团（据说是在共和主义流亡分子的煽动之下）提出的一项决议，——象其他中立国一样，西班牙未被邀请与会——大意是：“凡是依靠同联合国家作战过的一些国家的武装部队援助而建立起政权的那些国家，只要它们还继续掌权”，就应该将它们从新的世界组织中排除出去。这里所指是显而易见的，因之榜上无名的国家就在波茨坦会议的议事记录上（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给揭晓了。会议宣布，鉴于当前西班牙政府的发源、它的性质、它的经历以及它同侵略国家千丝万缕的关系，三个大国不赞成接受该政府提出的要作为联合国成员的任何申请。如果依斯大林（大约就在这时，他对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与丹吉尔的地位以及意大利的北非殖民地表示出出人意料的兴趣）的意愿行事的话，可能连对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外交上的承认也会遭到撤销，但是丘吉尔和杜鲁门反对这样做。
大国的敌意没有吓倒佛朗哥，他着手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1945年5月20日他在巴利阿多里德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主题之一就是，西班牙新的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乃是来自福音和民族传统，而不是来自七嘴八舌和清规戒律；另一个主题是，应归功于使西班牙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的“国家主义运动”的成绩。同样的主题他在“国家主义运动”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又加以重申。按照他的说法，在一个受尽蹂躏和苦难的欧洲中，西班牙是一块恬静快乐的绿洲，因此，其他一些国家的敌视态度是不会持久的。佛朗哥又回顾了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胜利后不久，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就都立即主动承认了这个政府。当他把话题转到国内政治时，他提到了在同一天颁布的地方政府法和西班牙的法律大全，即一份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他甚至于提出这一观点：在国家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君主政体是他唯一可能的继承者。
7月底，佛朗哥又一次改组了他的内阁，由于争取到天主教行动党的一名领导人马丁·阿塔霍同意出任外交部长，佛朗哥从而清除了至今仍然或多或少独立于“国家主义运动”之外的西班牙这一最强大和有组织的团体的隐患。只有四名长枪党党员得到了任命，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君主主义者拒绝参加新政府的缘故。阿雷塞没有被重新任命，党务部长一职也被废除了，其后不久，甚至一部分党的民兵队伍也被解散了。现在，国家主义政体的估计寿命甚至似乎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好些，这里对于共产党人在欧洲其他各地的作为所产生的恐慌，以及对于国外企图左右西班牙政策而引起的愤慨，这两者可能对它起了帮助作用。“要佛朗哥”，“不要共产主义”已成为最新的口号。经济形势并不象政治那样能轻易地加以控制，但是依靠他的军队和警察，并借助于在野党的无能以及人们普遍的厌战情绪，佛朗哥就能以他特有的镇静态度坐待大同盟的崩溃。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摩洛哥问题上法西关系的说明
1940年6月17日，那时的西班牙外长贝格贝德尔上校指示他的驻法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利卡，要求改变法属摩洛哥地区和西属摩洛哥地区之间的边界，把西边的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地区和东边的贝尼…斯纳森部落地区划归西班牙管辖。在6月23日，莱克利卡和博杜安（那时的法国外长）会晤之前，贝格贝德尔已于21日和法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梅伯爵讨论了这件事。贝格贝德尔争辩说，因为在停战谈判中摩洛哥问题是不可能不提出来的，所以向西班牙让步而不向德国，或就此问题而言，不向意大利让步将会对法国有利，他认为意大利对阿加迪尔居心叵测。贝格贝德尔暗示法国只要能同西班牙立即达成协定，便可事先阻止德国或意大利单方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