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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在它们的对外经济关系中的确是遵循国际上议定的法规的。根据金本位制的货币规则，不同国家的货币可以按固定比率进行交换，这就使得任何一国因其进口市场和出口市场并非同一而产生的许多支付差额可以进行多边结算。但由于黄金又是各中央银行信贷业务的基础，因而各个国家的经济又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世界范围的互相依赖好处极大，因为它使每个国家能够通过贸易收到最适宜于该国的产品生产专业化和劳务专业化的好处。其不利之处是，世界任何部分一有相当大的干扰总要波及广大地区。只要这个制度还起作用，那末至少可以说，任何国家都难以奉行广泛的独立的强权政策。如果哪个国家同世界的其余部分步调不相一致，如果——例如鉴于世界需求下降——该国试图维持它自己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它的对外收支平衡就会受到有害的影响。除非它拥有大量国际黄金和外汇储备，否则就支持不住长期的贸易赤字，会被迫通过限制国内信贷，削减产量和失业来恢复其对外收支的平衡。
除苏联外，一切国家的对外贸易都主要是由许许多多个体商人进行的，因而就整个国家而言，一切现行的交易（例如，商品、贸易、航运、保险服务、旅游交通、对外投资等的支付和收入）是不可能完全平衡的。更有可能的是，一些国家出现赤字，而另一些国家则有盈余。然而，必要的国内调整过程通常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是由于有盈余的国家准备把资本借给有赤字的国家。因此，国际的借进借出正如货币的统一定值和一个所有国家都按同等条件进入的世界市场的存在一样，是多边体制顺利运转的重要条件。
导致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的一场潜在危机萌发于二十年代的世界经济情势。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技术及经济的进步，世界工业之间的彼此关系出现了结构调整极为不当的情况。水力发电和石油的开发、印度和日本棉纺厂的扩大，以及许多非交战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工业保护在战后的继续存在，给较老的国家造成了它们不愿意正视的调控问题。加之，农业生产率大有提高，而在战争中扩大了农业的国家拒绝在战后降低产量，于是导致生产过剩。同样，由于二十年代工业产量增加，原料的出口也增加了相当多，但世界原料的生产增加得更快，以致1929年的“出口限额”只有1914年以前的百分之八十八。对生产初级产品的所有国家在价格方面的压力造成了它们对外结存的紧张局面。甚至某些较大的国家也在国际收支方面遇到了困难，它们因战争期间美国向它们提供了商品和劳务而欠了美国的债，情况同德国因为赔偿责任欠了协约国的债十分相似。但是，因为握有盈余的国家愿意借出资本而背着赤字苦苦挣扎的国家也愿意举债，调整的必要性被推迟了。
所有这些国际合作方面的潜在危险，还不及某些受国内经济活动的猛烈波动所造成的危险大，因为这些国家不仅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巨大份额而且是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这方面，七大强国，尤其是美国，正如同它们能够把世界推入蒸蒸日上的繁荣局面一样，也能够把世界拖入萧条。它们加在一起不仅在世界收入总额和工业总产量中拥有最大份额，而且还占有世界贸易量的一半、世界商船队的约近三分之二和世界流动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七国中的三国——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是世界上放债的主要债权国。很清楚，这三国中的其一个国家的商业活动发生大规模的衰退，而在此之前或同时停止在国际上发放贷款，就不可避免地要波及世界的其余地方。
鉴于国际上借进借出对于多边体制顺利运转的重要性，有必要谈一谈债权国和债务国这两个集团组成情况的变化。1914年时，强国中的主要债权国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其对外投资分别为：英国约达二百亿美元，法国九十亿美元，德国六十二亿美元。美国和日本都从战前的纯债务国变成战后的债权国，德国则由于战败而变成债务国。日本在战后时期为保持其债权国地位和维持其黄金和外汇储备进行的斗争失败了。另一方面，被战争耗尽了国外资产的联合王国和法国同美国一样，在二十年代做到了有形和无形出口超过进口而有盈余，并把这笔盈余增加到它们的国外投资上去。1923年到1929年这一时期，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长期和短期净资本输出分别达到大约三十亿美元和五十亿美元，远远超过象法国、加拿大或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借出额。在债权国地位加强的同时，借款国家的负债额增加了。尤其是德国成了这个时期资本净输入最多的国家，约达四十二亿美元，其次是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日本。1928年，美国的国外净投资总额约为八十五亿美元。英国的国外资产要高得多，可能接近于战前水平，而法国的国外资产据估计为战前数字的百分之六十。
战后时期美国取代德国而列入债权国集团，这一点并不重要。但既然国际体制的运转有赖于借出和借进的安排，那末极其重要的是，债权国不可突然不愿借出。确实，这种国际支付体制的破坏，主要不是由于“不健康的”举债，或赔款以及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安排，而是由于在这七国的每国内部起作用的、削弱了它们愿意出借程度的种种复杂原因。既然美国贷款对于支援世界的许多地方二十年代的经济发屣和扩张是一个那么强有力的手段，那末，美国国内的事态发展，就其对美国向外购买和对外放债的影响而言，就对整个世界有重要意义了。
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大繁荣，其基础首先是国内热火朝天的投资活动。在考虑导致投资景气结束的因素时，从工厂、商业设备等最紧迫需要的足量供应的意义上说，真正的原因是同金融和财政原因密切联系的，1927年便有发生一次真正衰退的迹象，但到了1929年，投资货物的总需求才开始呆滞。1929年以前的五年中，新的投资总额规模如此巨大，以致进一步追加投资的预期收益——冷静地考虑一下——正在急剧下降。除非长期利率很低，经济繁荣就不能在健全的基础上继续下去。“事实上，除那些处于投机刺激影响下因而有过分利用的特别危险的个别方面外，利率已高到妨碍新投资的程度”。的确，尽管1928年再贴现率已经提高，并以出售政府证券券来制止投机性股票价值上升，美国的投机性股票价值还是继续上升。但投资商并不泄气，因为从投机性证券销售获得的利润远远大于借款的费用。
然而，这种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股票市场繁荣具有抑制从美国输出资本的作用。美国的长期放款在1928年和1929年之间减少了一半，净资本输出比美国往来帐户上的盈余低许多。法国的短期资本出于不同的原因在这些年里也收回了，不过对于国际支付体制的有害影响是一样的。结果是，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发生困难，而当1929年9月美国投机性繁荣崩溃，以及当接踵而来的萧条中美国骤然完全停止放债时，困难就更大了。
证券交易崩溃的原因是复杂的。伦敦哈特里骗局的揭发导致从美国抽回基金。预见到会出现麻烦的大投机商开始将他们持有的证券变成现金。还有可能的是，利率的进一步提高使这种投机热情冷却下来。就金融政策具有抑制这种热情的作用而论，它属于以杀死病人来治病一类的补救办法。在一般地谈到萧条的时候，R·G·霍特里教授写道：
即使1929年和1930年有非货币的原因在起作用，致使消费者的收入猛烈压缩和需求暴跌，情况仍然是，大的中央银行当时的行动所单独产生的也恰恰是那样的结果。中央银行作为货币的唯一来源必须对减少货币的流通负责。
在证券交换发生崩溃以前，实际投资活动便已经减少了，不仅在美国，德国也是如此，德国自1927年以来公共和私人投资总额一直在下降。德国并非不同于英国，有一个短时期从原料和食物价格的灾难性下跌中获得对外帐目上的好处。德国对外结存的这种暂时增加在1930年由于抽回短期基金而告消失。甚至在联合王国，对外帐目上以前的盈余在1931年也第一次变成了亏空。
一旦衰退在主要的工业中心开始，收缩的过程便累进加剧了。这些国家进口需求的缩减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然而，象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由于有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