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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议会还是全国上下对于宣布内阁这项决定的反应情况清楚地说明，再要进一步作出类似的让步而不引起严重的反响是不可能的了。不知是由于这些反应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政府内部反对对德让步的情绪日益增强，瑞典政府曾明白表示：这是仅此一次的让步；而当德国报纸竭力对瑞典的行动作出不同解释的时候，瑞典外交部立即用官方公报的形式坚决加以否认。德军过境自6月27日开始，持续了约两星期之久，约一万五千二百名德国士兵就这样由挪威调到芬兰。那些把这个师称作“增援部队”，并声称已有更多德国士兵被输送过境的谣传后来都被否认了。随后又提出的关于德军假道瑞典开往芬兰的要求都遭到了坚决的拒绝。
1941年夏天，瑞典对过境运输问题又作了一次让步（但这一让步至少在理论上讲并不只限于对一个交战国而言），规定了如下安排：允许“信使机”飞越瑞典国境，并在瑞典领土上着陆。不过这些飞机必须在固定的航线上航行，并在确定的机场上降落；而且作为这次让步的一项条件，这些飞机应卸除武器，机组人员应为民间乘务员，也不得携带武器并应持有民用通行证。但是德国人并不总是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他们比盟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了这种许可，而整个这种安排都是由于德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盟国（特别是英国，但也有美国）的飞机也在英国和瑞典之间的高空中经常往返。还有一点不应该忘记的是，按照瑞典和英国之间关于由打破封锁的英国快速汽船组成的所谓“吕塞基尔”运输规定，许多货物包括瑞典的滚珠轴承和其他贵重战争物资在内都曾运往盟国。此外，还有一千八百四十九名适役年龄的挪威人在通知了瑞典政府并得到其同意的情况下被从瑞典送往英国，而且他们也知道，降落在瑞典的盟国飞机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国的。
随着盟国的形势有所好转，瑞典政府乃认真地考虑结束过境运输的问题，到1943年，这就仅仅是个决定它应于何时停止的问题了。尽管德国局势每况愈下使得作出这种决定对于瑞典来说已没有多大危险性，但政府还是在1943年7月征召了额外的士兵。以对付德国人可能进行的报复。7月24日，德国预先得到通知：过境运输必须“在几个星期内”停止；8月5日，正式宣告停止。瑞典给德国的照会正文虽未予公布，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布尔则已获悉此事。不过，在过境运输停止以后，普通货物及旅客还是准许继续通行。8月6日，瑞典报纸公布了挪威政府发表的一项公告，声称：由于停止了德国休假士兵的假道通行，瑞典已排除了“在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同时，瑞典也逐渐削减了对德国的出口，并对盟国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它们的让步。
第六节 瑞典在第二次苏芬战争中的政策
尽管瑞典对于恩格尔布雷希特师的让步间接地有利于作为德国盟邦的芬兰，但总的说来，瑞典政府对芬兰在其第二次对苏作战中的态度已有了显著的改变。1941年7月2日，瑞典“促进国防委员会”决定：不再象在第一次苏芬战争时那样成立一个援助芬兰的志愿军组织，但对于自愿加入芬兰军队的个人则不加以任何限制。这一次（根据推理），芬兰由于成为德国的一个盟友，在参与这场全面战争，因而不能指望瑞典采取象它以前在对苏孤军作战时所曾采取过的同样态度。1941年夏季发生了两起严重破坏案件（这两起案件的起因虽然从未得到圆满的解释，但都被怀疑是共产党人所策动的），它们似乎证明了就连瑞典这种已经有所改变的态度也引起了社会某些方面的极度不满。7月，当一列有五节车厢载有瑞典炸药的瑞典货运火车在克吕尔博爆炸时，光是国家铁路的损失就达约五百万克朗。9月17日，瑞典海军又遭到了一场灾难：停泊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港口的三艘驱逐舰忽然被炸毁，船只沉没，伤亡严重。但在人道主义方面，无论瑞典政府和人民都仍继续向芬兰人民提供最慷慨的援助。在第二次苏芬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为四万五千名芬兰儿童筹办了收容所，以拯救这些孩子免受战争的苦难，并保证他们能在正常和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1944年9月，苏芬停战协定签订了，于是芬兰便从苏德战争中退出。继之，瑞典和芬兰缔结了一个贸易协议，按照这一协议，瑞典向芬兰除了提供钢铁、纺织品、化学制品、若干工业产品、煤和焦炭之外，还提供了主要食品。瑞典政府还给了芬兰一项一亿五千万克朗的建设贷款，以便芬兰能够用以偿付这些货价。
第七节 瑞典在德国占领挪威、丹麦时期的政策
（一）瑞典对挪威的援助
在挪威被德国人占领期间，瑞典在减轻挪威人民的疾苦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实在少得可怜。瑞典的政策不得不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通过强烈的抗议，努力防止或减轻纳粹党的某些过分惨无人道的暴行；另一方面，极其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事情，它们可能会促使德国人阻止在挪威的挪威公民和在德国集中营的挪威犯人得到瑞典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伦敦对瑞典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完全理解的，这一点在1942年10月英国首相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埃里克·博赫曼所举行的会谈中顺带地得到了证实（当时博赫曼被派驻英国任职是为了设法获取一些瑞典国防所迫切需要的石油供货）。博赫曼说，在第一次会谈中丘吉尔曾对他说：“你们需要石油来进行自卫，我也觉得你们应该得到石油。我劝你们要进行武装，武装，再武装。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销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在伦敦的挪威政府也很理解瑞典的难处，因而不向瑞典要求提供任何可被德国人认为是“非中立”的援助。然而，瑞典政府有时还是甘愿冒德国人实行报复的危险，譬如在1943年11月，奥斯陆大学纳粹化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大学的一部分大楼被学生纵火焚烧，纳粹分子宣称要把教师和学生都放逐到德国去。瑞典就马上向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和柏林外交部提出抗议，瑞典外交大臣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项正式公报。德国人干脆地答复瑞典，叫它不要干涉德国和挪威间的事务，但是瑞典根据下述理由再次提出抗议：瑞典政府不能接受瑞典无权提出有关挪威问题的观点。在伦敦的挪威政府对瑞典的这种干涉表示感谢，但示意瑞典应该用停止对德国出口钢铁的威胁作为抗议的后盾，但瑞典人拒绝了这样做，因为他们唯恐采取这一步骤会导致德国人中断对瑞典至为重要的煤的出口，甚至把它拖入战争。然而，挪威学生的命运吉凶仍是瑞典人最为关切的事情之一，他们一直在为营救那些学生而努力，直至1944年11月2日，德国才同意把他们遣送回国，以此作为交换那些在芬兰重伤的德国士兵回国的条件。
1942年秋，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提出了在瑞典训练挪威警察部队的问题；但是，在1943年4月之前，一直未能为此采取具体的步骤，因为瑞典政府直到1943年4月才声明他们不反对这项计划，甚至还愿协助实施该项计划。挪威政府乃于5月12日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当月月底，瑞典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口头上表示同意。由此建立起来的职业警察部队将从在瑞典的挪威难民中招募，名额限于一千五百人，包括官员和管理人员。这一安排被看作完全是一项民间事务，丝毫也不抵触到瑞典法律和国际法。然而有趣的是：训练的课程却包括传授和练习使用瓦斯、烟幕弹和炸药以备应付现行的破坏活动及防止破坏活动。1943年11月2日，瑞典政府同意将另一支人数限于八千人的部队训练成一支警察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将具有更多的军队性质，而且将受陆军军官的指挥。1944年秋，这支预备队的实力已增长到一万二千人，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