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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访问伦敦期间进行讨论的结果，要求中东（官方）委员会在同英国驻有关各国的代表商量后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报告表明，当时不可能实现政治上的联盟，英国当局的努力应局限于促进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之间更密切的经济合作，消除它们之间的经济障碍，并促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为实现这一目标，一致同意一项在部队中抽调一批青年军官并培训他们从事政治和其他工作的计划。其直接目的是提供更多的英国政治官员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区工作。其更长远的目的是造就一支具有中东地区政治经验的而且在战后能在那些地方从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工作的骨干队伍。
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受到重视，关于战后如何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国务大臣在同英国驻中东各代表磋商后，向战时内阁提交了一份建议性的报告。
尽管土耳其不包括在国务大臣管辖地区之内，但有必要在国务大臣办公室与安卡拉英国大使馆之间保持紧密合作，特别是在占领近东各国之后。同时，通过大使馆与土耳其政府就下列事项取得密切联系：在受到进攻的情况下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补给军需物资以及改善交通、港口和飞机场等。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些方面的接触越来越频繁，最终导致首相和伊诺努总统先后于1943年1月在阿达纳和1943年12月在开罗会晤。
由于中东地区有波兰、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国流亡政府的部队，它的政治局势是错综复杂的。根据斯大林…西科尔斯基协定，安德斯将军首先把那些从苏联战俘营里释放出来的波兰军组成在苏联领土上的战斗部队。随后苏联政府同意这些部队通过波斯全部撤到中东，他们在波斯改编成为后来的波兰第二军团。他们携带大批家眷，其中许多人处于饥饿贫困状态，经英国官员同国务大臣办公室密切磋商，在波斯建立难民营，暂先把他们安置下来。后来在中东的波兰军事将领和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之间发生政治上的分歧，国务大臣办公室一再被请求协助排解纠纷。
更重大的一些问题涉及有关希腊的部队和希腊的一般政治事务。逃亡到埃及的希腊人以及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希腊族集团中，有许多是维尼泽洛斯的同情者，他们不仅反对前梅塔克萨斯政权，而且反对君主政体。这些分子同保皇派的文武官员之间的激烈对抗情绪，引起英国外交部的很大关切，于是在1941年秋，国务大臣奉命处理中东的希腊事务。利特尔顿和他的继任者R·G·凯西（于1942年5月接任）不得不经常介入希腊政界与军界中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争端。希腊国王乔治和他的首相埃马努埃尔·特苏德鲁斯曾数度出访开罗。1943年春，希腊政府终于在开罗正式宣告成立，委派驻在国王乔治那边的英国大使接管了国务大臣有关处理希腊事务的职权。1941…1942年冬，希腊发生饥荒，于是国务大臣提出放宽对希腊的禁运并准许输入大量小麦和其他粮食，还安排了撤退大批希腊儿童。为处理这些问题而成立的机构后来发展成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原型（英国）中东救济难民总署。国务大臣还负有处理在中东地区的南斯拉夫部队事务的责任。中东某些南斯拉夫部队和伦敦南斯拉夫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由于这些争执具有政治色彩，利特尔顿和凯西就须经常进行干预。
除近东各国的事务之外，国务大臣发觉他还得处理法国在中东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属索马里兰问题。1940年，勒让蒂约姆将军最初试图将这一殖民地归属戴高乐，未获成功，其后法属索马里兰已在实际上由意大利停战委员会控制的维希政权统治下安定下来。从那时起，通过经济压力和宣传，力图促使这一殖民地重归自由法国。1941年终，看来只要解除封锁，那么从法属索马里兰总督那里取得港口和铁路使用权利的前景是有指望的。正当同英国各部门讨论折衷解决的条件时，远东的事态发展已使海上封锁不能继续下去。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直到1942年终。那时，即盟军在北非登陆，法国舰队在土伦自行凿沉之后，吉布提的部分法国军队开出殖民地，投奔戴高乐。代表东非总司令的福克斯将军和国务大臣办公室的一位官员领导谈判工作，兼施军事压力，终于在1942年12月28日使法属索马里兰这一殖民地重新投入同盟国的怀抱。
法国崩溃以前，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统率的法国海军舰队，一直在地中海总司令的指挥下作战。1940年6月坎宁安…戈德弗鲁瓦协定签订后，这支舰队在亚历山大港内不能调动。几次三番劝说戈德弗鲁瓦和他的舰队参加自由法国的尝试，都无成效。1942年秋，法国舰队在土伦自行凿沉后，有迹象表明，戈德弗鲁瓦有意加入盟军积极参战。丘吉尔指令国务大臣亲自主持谈判，务求达到使法国舰队启程驶往达喀尔的目的。由于自由法国的种种活动，谈判越来越困难。直到1943年春，随着突尼斯的陷落，戈德弗鲁瓦才同意参加盟军，并把他的舰队驶往西非。
1941年国务大臣到中东时，已被盟军占领的敌区仅有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前意属东非。随着军事占领而产生的那些地区的英国当局原由中东总司令负责，到1941年10月分设指挥部后，改由东非总司令负责。总司令通过首席政治长官行使职权。鉴于战时内阁授予国务大臣的权力，经商定：首席政治长官在军事职能方面仍须对总司令负责，而在有关前意属殖民地和英国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关系的重要的政策性问题方面，须请示国务大臣予以指导。其目的在于使被占领敌区行政机关成为国务大臣办公室的一个联系部门，象中东补给中心和其他机构一样。可是，政治指挥部设在内罗毕，实际上对国务大臣来说，鞭长莫及，难于行使有效的管制。何况，关于同埃塞俄比亚皇帝签订协定的谈判主要是在伦敦举行的。因此，当英国在1942年1月签署协定后随即委派外交代表去亚的斯亚贝巴时，埃塞俄比亚恢复了同其他中东独立国家一样的地位，英国公使也成为中东战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最终占领了整个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被占领敌区行政机关的总部迁往开罗，更加直接地在国务大臣的领导下执行任务。在这方面，举行了关于昔兰尼加萨努西亚的领袖赛义德·伊德里斯要求政治承认问题的会谈。由于国务大臣提出的建议，英国外交大臣于1942年1月在议会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昔兰尼加的萨努西亚战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再归属意大利统治。
在委派国务大臣以前，关于中东地区的宣传，没有任何集中管理的安排。情报部的代表从属于各个外交使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独立机构，处理政治战略方面的宣传事宜，利特尔顿到任后不久，就发出指示，对整个地区的宣传管理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他提议任命一位宣传局长，配备少量工作人员，作为国务大臣办公室的一个联合部门，掌管情报部在中东的一切活动。另外，沃尔特·蒙克顿爵士被任命为副国务大臣，由他主持协调情报部所负责的各种宣传方式以及这个地区的一切秘密的或颠覆性的宣传工作，可是他在议会中并无席位。关于宣传工作的总方针，从伦敦情报部和政治战执行委员会发来的指示中都有规定。根据这些具有政策性的宣传总方针，制订对中东国家和巴尔干半岛各国敌占区的宣传工作的具体指示，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同时，各个英国外交使团得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执行伦敦和开罗的指示。在这些问题上，英国驻外各代表或他们的东方秘书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根据有关地区的具体需要调整他们的宣传工作。
为了处理好各个负责搞颠覆活动机构之间的关系，国务大臣也作出了特别安排。这些机构过去一直各自接受它们在伦敦的总部直接发来的命令，并且时或表现出互不相容。后来成立了一个从属于防务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通称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特种作战执行委员会），由国务大臣担任主席，使颠覆活动同各总司令所执行的战略方针和计划紧密地协调起来，同未来外交工作上的需要紧密地协调起来，以确保一切颠覆活动和宣传工作符合政府的政策。这些机构的性质使它们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集中管理，却证明是给国务大臣和外交部造成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