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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便可能产生（或许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爱这类产品。
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工业产品易于得到良好的评价，事实上几乎得到普遍的赞许，例如比过去便宜的布料、便宜而迅速的运输等等，都使人们获得物质上的舒适与便利，这是很少人能否认的。可是政治制度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却含糊得多，会引起激烈的争辩，并涉及种种感情和利害关系，这些几乎是不能用合理的计算和调整来处理的。
对于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来说，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同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一样，目前也在人类活动的新领域内实行合理的控制与操纵。多少世纪来偶然组成的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制度与机构，现在都经过改组与调整，使它们为一个目标服务，即争取胜利。在战争或备战的压力下，这个目标可能足够了。但在军事至上的国家中，一切社会力量及物质资源都被用来保持尽可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国家本身就不太吸引人，即使仅仅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压制或漠视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与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民主主义者都声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福利国家。在这方面，人们只做过部分的试验，而且不能回避要达到什么具体目标这个问题，即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民族与种族之间时常相互矛盾的福利中，究竟为谁谋福利？而且是什么样的福利？
无论军事国家或福利国家都建立在一个原则上，即有计划地运用人力物力来达到一致同意的目标。这两种国家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在国内形成两个集团：受役使的人和看管和使用这类人的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在管理人员之间就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就可能需要独裁。事实上，到1952年时，俄国的社会已经接近这一极端了。
任何珍视个性的人必然会认识到这种演变的后果而感到害怕。幸而通过推理而假定的极端，即使曾经出现过，也极少在实践中成为现实。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期望：不管上述社会革命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古老的、不合理但具有奇特魅力的旧时代的残余将继续存在。恐惧和疑虑不大可能使已经建立的事物化为乌有。人们已经知道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们希望至少得到有意识的社会管理所产生的某些成果。只要世界上继续存在对抗的主权国家，对敌人的恐惧始终会鞭策落后者，使他们在有计划的协调与合作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以求获得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永远虚幻的“安全”。
这里值得着重指出，大战期间在有意识地操纵社会行动方面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即使所用的合理计算方式是临时的、粗糙的和现成的，例如在英美采用的那些方式，它们也相当突然地使过去不可能达到的生产指标、不可能进行的后勤工作与军事行动都变得可能了。由于消除了财政和其他方面的障碍，劳动力、机器和人的创造性都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打破了历来对人类活动的限制。
这些社会限制由来已久，人们向来未加重视，现在却被打破了，这在合理运用工具和手段上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在一个又一个人类活动的领域内，人们悉心研究如何才能得到特定的效果，因而能用合理的方式安排人力物力，以便取得接近于预见和期望的目标，即使难得完全吻合的话。
有计划管理的经济不仅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变得很普遍，而且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有计划的管理还扩展到国际经济与军事行动方面。此外，在所有交战国中，在有限制的范围内，宣传和发布“战事消息”的技术都被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与感情。在这方面，俄德两国比英美走得更远，因为在英美两国，古老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产生的顾虑继续干扰着控制社会的新技术。
武装部队的扩充带来了合理控制人力的第三种大发展。一个通称“政府”的抽象观念供给士兵们衣、食、住的条件，用纪律约束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派往远方，指令他们执行各种各样的大量任务，最后遣返本国或加以埋葬。说得更具体些，这些工作是由军官和官员们做的，他们则遵照自上而下的一条连续不断的指挥链环发出的号令办事，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是政府等级制度中最高级的几个人。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新鲜。可是，有关人员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他们体验军事生活的时期也长得多。武装部队从人数有限的专业军人组成的团体，变为相当大的组织，其成员占全部成年的男性人口中的大部分，还征召了大批妇女入伍。这种做法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但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巨大的。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变得一模一样，这是经过仔细筹划所造成的，旨在达到某种目标。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大部队所产生的力量，以往只能梦想而已。
平民也在一定程度内感受到国家的新权力。配给制度，控制物价与工资，支配劳动力，规定优先权，为了军事需要而减少生活中享受的用品，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削减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措施和类似的措施使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深远的影响。当然同军人的情况相比，平民生活中的这种变化远远不是那么剧烈。
大战引起的社会动荡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副产品。一是民政与军事之间传统的正常区别变模糊了。经济规划不能一目了然地划成军事与民政两类，事实也是如此。为军事或民政的需要而分配人力是同一个问题。平民和军人都是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总任务效劳出力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是政府中的筹划者和行政人员力求实现的理想。
同样，历来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区别也逐渐模糊和减少了。战事结束后，缔结和约这件正经事碰到了意外的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人们恰切地称为冷战的阶段便开始了。更有意义的是，人们发现战时制订的非常措施不能取消，至少不能立刻取消。周密的规划已使社会与经济方面实行的办法大为改变，以致在战后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复战前的状态，实际上丝毫也不可能。战前为了备战而煞费苦心地设计的社会秩序，到战后必须有意识地重新调整与变更，以适应新的条件。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寻根究底，可以辨别出两个结合起来使社会革命成为可能的因素。一个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发展，诸如通讯与统计的发展，干练的官员的增加以及各种新观念的形成，其中包括国家产品、人力的流动性、综合规划以及进行大规模训练以掌握新技能的计划等。这些发展是由管理人员促成的，即由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军官等促成的。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在广大民众中间社会的传统势力削弱了。这个现象本身有许多原因，这里无法缕述。但应该指出的是，战争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在大战期间，欧洲、亚洲和美洲有千百万人颠沛流离，结果民族、宗教与个人的传统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减弱了。先进的工业国家的人民则逐渐变成易于驱使的群众，对于官僚作风的操纵越来越顺从，并不进行有组织的抵制。
然而，不管对社会控制起阻碍作用的传统势力削弱到何等地步，人的心理中依然残留着倔强的情绪，它必将永远限制管理人员的行动。在通常情况下，要争取群众的支持，与其提出推理严密的论点，不如用粗俗的言语触动人性中固有的恐惧和贪婪。策划人员及管理人员所冒的风险是，他们将发现自己被束缚在一头愤怒的巨兽身上，那就是广大的民众，他们已摆脱绝大部分能约束激情的传统势力，惟有用哄骗或恐吓的手段才能使他们俯首帖耳，惟有通过警察和宣传才能使他们听任驾驭。
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肯定没有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由于人类一般不够善良与明理而造成的问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理智和先见、规划和纪律以及工业和社会的技术已使人类赢得空前巨大的力量与财富。不论人的理性这根芦苇运用于事物及人的行动时多么脆弱，它却获得了多次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冒险的探索经历中写下了伟大的一章。人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和力量为改造世界提供了手段，但是当传统与习惯再也不能使人们就社会价值保持一致看法时，用上述手段来达到什么目的，以及这个目的是否有价值，这些都更成问题了。
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