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美国起先在1917年，后来在1941年，两次干预欧洲事务，这只是在表面上违背了这种传统。其实这是完成美国的使命。至于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所作所为，同班扬笔下的主人公的比拟那就更贴切了。因为威尔逊从1917年到1919年，罗斯福从1941年直到逝世，都把美国推上奔向天国的历程，在他们设想的天国中，和平、正义以及睦邻精神必然支配着一切。战争不再是政治工具，而是神圣的十字军，胜利仿佛是现代的毗斯迦，世界上疲惫的人民将首先通过战争的胜利望见天国。
这种理想主义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一种几乎普遍的愿望，各种各样不同情况的人都怀有这样的愿望。威尔逊以及随后的罗斯福，全都成了先知与导师，能在千百万人的心中唤起亟需的希望与信心。但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当美国人民起初的欣喜若狂的心情消失时，他们就转而反对自己的领袖，不过心里还觉得有些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葬送了世界的前途。因此，当罗斯福上台来宣传同样的主义时，美国公众便集合在这面新旗帜下，比以前头脑清醒，或许也比以前坚定。
大同盟涣散后，当人们感到幻灭的时候，我们也许不禁会认为战时那些高谈阔论是幼稚的。然而这种判断未免过于轻率。撇开这篇神话在鼓舞盟国的斗志和打击敌人的士气上所起的直接作用不谈，单是罗斯福再三使自己和所有的人都抱有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希望这一点，就有助于改变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并在将来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在罗斯福自己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从1947年到1952年，国际关系中主要的新特征是美国所扮演的新角色。在这方面，美国的民族利益当然对外交政策发生影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美国人一般自认为已投入的那种道义上的十字军讨伐——即讨伐这次戴着共产主义面具的暴政与侵略的十字军运动。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中这个理想主义的特色，产生了相当实际的效果。例如，我们难以相信，如果美国人民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理想，他们竟会支持在朝鲜的一场战争，尽管从罗斯福逝世以后，这种理想已大为改变，比以前冷漠多了。
在一种多国保持均势的局面下，自以为正直并感到义愤的心情现在或许已不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完全可靠的指南。实际上，这种心情基本上会破坏这种局面，因为它们总是促使人们设法树立某种最高权威，有权来宣布什么是正确的，并予以实行。而在联合国成立以后，正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假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将用自己的实力改变多国主权平等的制度，并且最终把它推翻，那末罗斯福及其前辈威尔逊将负很大的责任。
有识之士曾经说过，神话同事实一样，推动着人类并影响着历史向前发展。战时人们曾希望，一旦获得胜利后，便将出现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这肯定是一篇神话，无视历史和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现实。然而，如果神话是扣人心弦、符合人们心灵深处的愿望的，象这一篇这样，如果它最终能在人们心中唤起新的忠诚之感，象这一篇可能会唤起的那样，那末它们便能超越事实，排除失望的情绪，从而创立伟大的制度，在人类的事务中促成革命。当然，这种制度或革命的形式不一定完全合乎最初的意图或预见，也离不开自私、野心、憎恨和恐惧等其他的动机。
要说罗斯福写入大同盟历史中的这篇神话，最后是否能同促进人类演变的巨大推动力如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这些神话媲美，这在1952年也为时过早，但如果把它一笔抹杀而称之为愚蠢的幻想，那就会误解人们的心意，并对一种最有力的政治领导方式作出错误的判断。
甚至在1952年，人们就大可以这样说。那就是，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俄国国家权力在国内外的扩大与巩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力量和得到理论根据的。同样，美国权力的扩大与巩固，似乎是从这些同威尔逊和罗斯福的姓名联在一起的神话中得到了思想上的（或者可以说是文字上的）根据的。如果人们相信和平、正义、自由与富饶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它们就成为值得争取的强有力的积极目标，而这些目标是一项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的支柱，并促使人们在单靠民族利己主义决不敢冒险的地方大胆行动。
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保持团结的一切因素中，官方宣布的战争目标看来是最脆弱的。当战争尚未结束时，罗斯福本人为了波兰和满洲问题在同斯大林交涉中，就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原则。他为了保持各大盟国之间的合作而作出了这些让步，但在摧毁共同的敌人之后，这种合作还是没有持续下去。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领导大同盟的政治家们向全世界声明和宣布的理想，到头来可能成为他们所有的行动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
二十世纪人类信念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社会与经济关系至少有可能加以合理的控制和有意识的安排。罗斯福对于通过发挥人的意志力可能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信心，就反映了这种信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幻想也是基于这一信念。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成长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处心积虑地想通过切实的努力来管理人类的事务。同样，新兴的超级大国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散布在地球上广大地区内千百万人的社会力量得到成功的协调，这是通过政府的官僚机构而实现的，它企图运用人力物力来建立军事力量，或许还想达到其他种种目的。因此，由战时大同盟（及其敌人）所促成的一切持久的变革，可以看作人类思想与行动大变化的各个方面，这个大变化可以称为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
这种认为人类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和操纵他们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信念，具有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直到二十世纪，这个信念才越出思想界扎根成长，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活动的基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有意识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社会与经济的传统格局。那次大战以后，布尔什维克便着手使社会与经济计划成为俄国的常规。经过几次冒失的开端后，这个新制度直到1928年才真正发挥作用。不久，从1933年起，希特勒在德国创立了基本上类似的制度。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这种做法，都是根据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动员期间两国在控制社会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后来，他们为新的战争作准备时，又扩大了这一制度，使它臻于完善。相形之下，西方国家远远落在后面，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英美两国政府作了重要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内表现出富有意义的克制，从而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有控制的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接生的两个助产士。在和平时期的发展中，这方面的先例与雏形很容易找到，而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速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外来的威胁和对胜利的希望，迫使或敦促人们采取控制社会的新措施。当这些新措施产生巨大的成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通过或多或少受到合理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器的运转，各种社会力量都被成功地调动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时人们似乎突然可以掌握新的权力与新的财富了。
这次社会革命可以同近代欧洲史上两大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事实上，它同那两次是完全一样的。工业革命是科学应用于工程的结果。人们经过深思熟虑，能驱使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可以运用的财富与权力。当然，这并非人类初次合理地操纵事物，但确实具有新的规模，并取得惊人的效果。
法国大革命有许多成果，其中之一是把理性运用或试图运用于政治制度。人们经过思考，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调整各种政治关系，使它们适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当人类的这种理性用之于事物时，便产生新兴工厂的产品，而当这种理性施之于政治时，便可能产生（或许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爱这类产品。
然而，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