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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海上力量被美国所超过，这不过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全面改变的一部分。从最广的意义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现自己取代了英国历来占有的地缘政治的地位。北美可以说是欧、亚、非三大洲外边的一个大海岛，正如狭义地来说，不列颠是欧洲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屿一样。
原来在军事上强大的德法两国的衰落，使陆上力量的中心向东转移到俄国。俄国社会拥有庞大的人力、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以及严密的军事组织，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苏联地大物博，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所有这些因素使苏联成了一个任何西欧国家都无法在战场上同它较量的巨人。
由大战引起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很引人注目的。这场战争于1939年爆发时，交战双方都是西欧古老而著名的民族国家，而东方的俄国人和西方的美国人都正式保持中立。但是希特勒早已在国内大力加强战备的组织工作，因而使德国的实力大大超过了他的敌手。结果从1939到1940年，他迅速而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从此，德国成为遍及全欧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中心，其军事效能远远胜过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同年晚些时候，美国参战，同英俄两国结成大同盟。因此到1941年年底，这场战争不再是过去所谓国与国之间的交锋，而是洲际实力集团之间的殊死搏斗了。
这种变化在远东并不那么显著。日本的共荣圈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它包括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沿海地区以及岛屿区域。但是各个组成部分的联合受到限制，因为日本所征服的大部分地区都比较落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工业核心依然同战争开始时一样，那就是日本本土加上满洲与朝鲜北部。日本获得了地盘和某些重要的原料，但它通过征服并未增加多少工业与军事力量。所以，同欧洲的战事相比，日本进行的战争保持了较多的传统格局。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饶有意味的类似的先例。其一是马其顿侵入古希腊诸城邦以及由此兴起的希腊王国。其二是在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中意大利诸城邦的命运，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个王国干预了意大利的政局。在这两个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围新兴的强国侵入而搞得乱七八糟。看来处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欧的命运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国的后尘。在上述两个先例中，各个城邦都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文化而具有先进的文明，但都遭到新兴强国的破坏，后者为了争夺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战。同时，这些新兴强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发展，使它们几乎达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们所处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这个世界，完全可能经历一场同样的演变。
欧洲国际地位的转变似乎是这次大战突然造成的，但从很现实的意义上来说，1939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剧烈变化，乃是好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把欧洲文明向各个新地区的扩展，尤其是工业体系在美亚两洲边缘地区的崛起，看作欧洲在二十世纪中叶落入这种处境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人同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发生接触的那些欧洲文明的边远地区，要建立一些把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大国是容易的。美国人和俄国人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国家体系之外的这些广阔的地区时，他们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欧洲的经验，可以在比较近乎合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工厂，并进行采矿等等，丝毫不受陈旧的工业设备的妨碍，也不受社会上各种清规戒律的阻扰，而在欧洲，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各种清规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政治单位易于大规模地、有计划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欧洲由于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单位，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或许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西欧之外崛起了两个强国，它们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使欧洲顿时面对着地球上的两个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则绝对无法单独同它们颉颃。
这个局面，在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产生的影响可能很大，尽管在1952年要确切地说出这种影响的程度恐怕还为时过早。在1939年以前，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政治活动的陈规办事，他们或多或少自认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1945年以后，这些国家发现自己降到第二流强国的地位，就象它们早先曾迫使瑞典与荷兰之类的国家沦于较弱的境地那样。事情非常清楚，欧洲的事态逐渐被外人，被美国人和俄国人控制了，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陌生人，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认识不足，而俄国人在这方面则大为曲解。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曾经是主导力量，今天却沦为别人棋赛中的卒子。随着这一变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风味，欧洲文明发轫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胆量和闯劲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变得消极被动、畏首畏尾。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如果说大同盟的第一个副产品是创立或扩大了一个国际行政机构，第二个副产品是扩大了政治力量对比，那末还有第三个变化，它尽管远不及上述两项那么明确，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证明远为重要。那就是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有所改变，特别是在美国。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也有这种变化，但因为战后世界上只有美国有力量根据新的信念采取行动，并且一般说来，上述变化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显著，所以看来最好把这篇论述的范围仅仅限于美国的动态。
简括地说，罗斯福讲了一篇神话，并且要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这是一篇乐观的神话。罗斯福反复地讲，并且显然完全相信，一旦获得胜利，把法西斯侵略势力践踏在脚下后，就能开辟一个国际和平、繁荣、自由与正义的新纪元，如果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为这一目标英勇奋斗，这个新纪元一定会来临。
这种憧憬黄金时代的美梦在美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从合众国创立的时候起，美国人就既抱着强烈的传道精神，要使蛮荒之地变为文明之邦，又坚信美国在道义上比旧世界优越。就国际事务而言，美国人可以并且确实满意地指出：新旧世界相形之下，新世界比较安定，各国都具有睦邻的精神，而旧世界则战祸连结，互相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外交活动限于很狭隘的地区。美国的积极进取的政策几乎局限于拉丁美洲，它在那里轻易地享有极大的权势，在一定程度内还掌握着霸权。它不必害怕北方的加拿大争权夺利，而且东西两边都是浩瀚的海洋，因此，欧洲外交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即军事安全与政治力量平衡的问题，几乎并不影响美国的外交活动。
美国人历来认为自己在道义上胜过欧洲人，但面对着欧洲人老奸巨猾的外交手腕，又有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无法对付。这种复杂的态度可以同班扬笔下的克里斯琴在名利场中遭到欺诈时的感受相比拟。同克里斯琴一样，美国政治家与人民一般都感到，唯一安全的政策是拒绝同这些不可靠的家伙打交道，这种感觉是美国孤立主义中的重要因素。
美国起先在1917年，后来在1941年，两次干预欧洲事务，这只是在表面上违背了这种传统。其实这是